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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仇”难“和”

2015年03月2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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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平浪静地参与全国两会,却在返程前被中纪委带走调查。曾高调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如今又以同样“高调”的方式落幕。从雷厉风行、铁腕治庸,到东窗事发、黯然落马,仇和身上阴晴不定的“能吏”光影,让本周舆论场的视线,久久无法从其中移开。
　　□崔滨

　　从仇和事发后,《南方周末》迅速汇总出观察其执政历程的数万字报道旧稿之细节,便可窥见仇和的仕途,从起步之初便充满争议,历经十余年,江苏、云南辗转千里,从未平息。
　　就像《长江日报》评论员李杏点出的:“很多时候,很多的人,其实期待中国官场出现更多政治能人,表现强势、铁腕,雷厉风行,能搅动保守氛围,打破常规,敢想敢做,某种程度上,这些想法折射于仇和身上。而我们的政治环境,也在潜意识里鼓励这种‘成大事不拘小节’的风格。”
　　所以,仇和自己也说过的,“我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
　　但就像《北京青年报》评论作者段修建提及的,“在单纯追求效率的年代,强势和铁腕确实能够快速推动一个地方的‘旧貌换新颜’,可以快速实现某个阶段的特定目标。但这种独断专行,不适应可持续发展和‘新常态’的需要。”
　　凤凰网评论作者褚朝新,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观点:“观察仇和的仕途,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名满天下的几次改革,都是在当一把手时,担任副职则相对消停。可见,仇和的‘仇与和’不是随着阅历改变而变的,而是与权力大小直接相关。”
　　而著名时政评论微信订阅号“团结湖参考”作者蔡方华,则接力各家观点,点出了仇和的“死穴”:其个性施政和大胆改革的政治明星光环,以及主政一方时对各方资源和权力说一不二的决定权威,让仇和在“自负”中迷失,尤其是当他和商业利益走得太近时,他的权威反而变成了寻租和腐败的最有力砝码。
　　本周财新网挖出的原中豪商业集团董事长刘卫高,就被指与仇和过从甚密,在其任职过的江苏宿迁和云南昆明都有地产开发项目,且屡屡传出“一个人盖了半座宿迁城”“昆明几乎可以改为中豪昆明”的坊间微词。
　　就像东方网评论作者江曾培批评的,“强硬霸道,正是为了一手遮天、个人说了算,能够顺利‘照顾’商人,更多地谋取私利。”
　　至此,“能吏”仇和的光芒渐渐熄灭。如何在现代法治环境下,积极有为施政,激励舆论场从“能吏落马”中开掘更深的价值。《解放日报》为此专门组织了三篇评论,其中评论员彭原对何谓“能吏”的辨析,值得所有为政者反思:
　　“荀子云:‘德以叙位,能以授官’。任用考察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如果没有了‘德’的支撑,‘能’就难以保证用对方向。历数近年反腐中落马的官员,还真不缺‘能吏’。过不了廉政关的‘能吏’,实际上就是为官乱为。以一时喧嚣换长久骂名,如此‘能吏’,‘能’在哪里?”
　　而《解放日报》评论作者封寿炎,则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继续探讨:借口“不属法定职责”消极不作为,固然要不得；但有些官员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要冠上“改革”之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没有不能采取的手段,使法治成为一句空话。由是,“法治和改革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法治是对改革的基本约束,真改革绝不是‘权力意志’的为所欲为。”
　　至此,舆论的喧嚣中隐约浮现2008年的一幕,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邀请批评他的北大教授姚洋赴昆明参访。姚洋借向仇和赠书之机,提醒风头正劲的仇和:避免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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