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山东企业艰难内迁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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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山东企业艰难内迁

2015年04月1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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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近代中国工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据国民政府1936年对30名工人以上并以油、电、汽等为动力的工厂登记,东部沿海省份共3178家,数量和资本均占已登记工厂70％以上。山东全省以及青岛、威海卫特别市现代工业较为发达,较大规模者228家,占全国新式工业7.5%。
　　抗战爆发后,东部省份企业如毁于战火,则民族工业元气大伤；如沦于敌手,则是助纣为虐。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国民政府1937年9月制定《沿海各省市工厂迁移内地制造办法》,规定沿海山东、江苏等各省和上海、青岛等市之重要工厂设法迁至内地。以此为契机,大量企业西迁内地,据统计,仅内迁民营工厂就超过600家。
　　在这场被晏阳初喻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工业史上壮举中,山东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民营企业内迁。抗战爆发后,周志俊将青岛华新纱厂部分机件拆迁,运往上海租界,办起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和信义机器厂。1941年又准备到重庆设厂,但因太平洋战争发生未能成功。尹致中将冀鲁制针厂部分设备运到上海,成立大中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沦陷前,大中公司响应政府号召,将部分机器及物资运往重庆,成立大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辖制针、机械、石棉3个工厂。济南陆大铁工厂在战火逼近之时,将103吨机件物资运达汉口,1938年1月又西迁重庆,成为后方技术比较先进的民营工厂。七七事变后,成通纱厂部分机件内迁陕西,因损失严重,迟至1941年方才营业生产,改名益大机器厂。
　　其次,国营企业内迁。1937年8月,四方机厂在副厂长顾楫等人带领下,将刀架、车床、车轮、电动空压气压缩机、电动机、铸钢用转炉等设备装载3列车,数次辗转,运往大后方。9月,兵工署直辖4个工厂之一的济南兵工厂奉令迁往西安,全厂3000多吨设备器材分装11个车皮,10月运达西安。1938年3月,奉令移建重庆,生产小型弹类和掷弹筒、木柄手榴弹,是为第30兵工厂,所产手榴弹性能、质量优于同类产品。10月,山东中兴煤矿720吨机件西迁。
　　抗战时期工厂内迁无论是对大后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设,还是对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提升,均影响深远,贡献重大。然而,与上海工厂内迁相比,山东规模较小。究其原因,约有三点:首先,国民政府不重视。1937年9月中旬,军事学者蒋百里致函蒋介石,认为山东潍县等地铁工厂很多,应设法迁移,而资源委员会在内迁工厂时未加在意。12月,青岛市长沈鸿烈两次急电工矿调整委员会:青岛5家重要工厂“决定迁渝、汉、西安”,请求解决运输问题,但是该会复电称:“现运极繁,重要物资如煤斤等均苦无法南运。调车之争,力与愿违,深以为愧。”其次,山东省政府漠视。例如华丰机器厂滕虎忱先后三次向山东省政府呈文,要求将设备抢运汉口,生产武器支援抗战,以免沦落敌手,但韩复榘一心急于逃跑,无暇顾及,直到省政府撤出济南,也没有调拨一节车皮。最后,日军推进过快、运输工具不足等,是山东内迁企业数量过少的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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