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马蹄疾
2015年04月29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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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蹄疾
   □刘增人
  他没有炫目的学历与职称,没有批发或零售来的理论或词语,但扎实、刻苦、认真,坚守,敢于和生活叫板,更乐于和自己叫板。倘若天假以年,其成就绝对可以令世人刮目相看。
  1983年暑假,薛绥之先生用他那特有的“电报体”信函发来通知,要我去济南与几位学兄会齐后,南下赴厦门大学招待所报到,参加《鲁迅大辞典》撰写会议。到了会上,才比较具体地知道了会议的内容和参会的人员。
  原来,薛绥之先生的老师李何林和王士菁先生共同发起,编撰一部严谨、科学、实用的《鲁迅大辞典》,而且,他们在北京已经探索两年有余,成竹在胸,这才召集各分册编撰人员讨论体例、具体分工。山东这片由薛先生牵头,具体任务是事件分册。薛先生召集了他的几个老学生,我是其中之一。会议的主干,自然是李先生执掌的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批精英,潘德延、王德厚、陈漱瑜、李允经这鲁博的“四大金刚”悉数到会,还有姚锡佩等女将,也充分显示着鲁博的学术实力。
  会上,有一位身材扁而薄的南方口音的学者引起了我的注意。薛先生告诉我:他叫马蹄疾,原来姓陈,当过“小炉匠”,在工厂做过工,没有什么学历,完全靠自学考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后来终于被“刷”下来了,于是漂流到东北,干过记者、副研究员。人是瘦了点儿,但关于鲁迅的史料工作,却很扎实严谨……我于是特别注意观察这位虽然自称“马蹄疾”却丝毫不见任何“春风得意”迹象的传奇学者。
  会议就要结束了,东道主厦门大学在闻名遐迩的南普陀寺请大家品尝更加闻名遐迩的“素斋”,我和一些不大有出息的人都很兴奋,想象着那即将享用的“素斋”,中午饭吃得就不多。下午四点多,一行学者文人齐刷刷来到南普陀寺,先瞻仰寺观,随即就被引进斋堂就座。直到大家都等得焦躁不安时,小和尚们才每桌送上一本极其精致典雅的菜谱,说菜名都是郭沫若给起的。好像也确是郭老的韵味。我只记得两味:月满西楼,平沙落雁。前者是多半盘豆腐羹,右边半株烫熟的油菜,油菜叶上,放半个煮熟的鸡蛋。后者是多半盘鸡蛋羹,羹上沿摆了一行切碎的黑木耳。但也许是等得太久,也许是郭老的名字起得太唯美,第一盘还没有转到我面前,已经盘底朝天、干干净净,而率先发起攻势的就有马蹄疾。前几味菜肴,大都是一轮扫光。渐渐地,诸位的战斗力减弱,有时就剩菜在盘。等到第十几味,已经没有人扫一眼,好多美味,遂弃之如敝屣矣!那时只图快吃,竟然未及仔细品尝名寺名菜的韵味,可惜啊可惜!
  我和马蹄疾再次不期而遇,已经是1990年秋冬。我奉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我和冯光廉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大约四个月,就住在该社二楼的客房。按说这是国家级的“大社”,至少应该有个稍微像样的招待所,可惜——没有。来社改稿的作者,好像都在这所谓客房“打尖”。刚住下,就分外惊喜地发现同屋的不是别人,正是久违了的马蹄疾!我才知道此前国内有两组人马都在编撰这完全相同的一部书。几经协调,两家并为一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其成。而社里人手短缺,于是他就被借调来京。
  我和马蹄疾分别住在客房的两个角落,各人有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生活方式,各不干扰。
  我起床较早,先到社门前马路溜达半圈,就找家早餐店对付肚子。一般是豆浆加油饼。北京人不兴吃油条,咱只好入京随京了。中午社里有只供应本社职工的内部工作餐,我请小鼎兄代买了饭票,厚着脸皮去蹭饭。晚上就没准了,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解决,大多数是阳春面或素包子,外加一个茶鸡蛋。马兄的生活方式是我见过的最刻板的一种。一般在9点前起床。第一件事,是把昨天已经装好的电饭锅的插头塞进电源,锅里一般是大米、猪肉、水。然后拿起唯一的杯子,牙刷牙膏毛巾都一直躺在脸盆里,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他完成任务回来,锅里的内容恰好到点。于是拔下插头,从抽屉里掏出一包榨菜,把锅里的饭菜合一物一分为四:早上四分之一,中午两个四分之一,晚饭解决剩余的四分之一。吃完,一杯白开水——天天如此,从未改样。吃完立马把小锅往桌底一塞,拉过稿纸就写。我看得久了,免不了好奇,就试探着问:你长年如此,身体受得了吗?他头也不抬说:营养够了。我当学徒时,哪有这么多好东西吃?
  我改书稿,是完全遵照责任编辑的意见,有的润色,有的调整,有的推倒重来。引文不规范,就必须到社里的资料室寻找权威版本,重新核实校正,因此跑资料室的机会多。我不论出去还是回来,马兄都是一个姿势——低头写作,没有思考的过程,没有推敲的余闲。我问他:你这里没有任何参考书,也不跑图书馆,靠什么写作?他指指脑袋说:早就储存好了,像自来水管一样,拧开便来。我除去叹气、佩服外,一句话也接不上。给养断了,他匆匆忙忙上街补充,顺便寄出一宗稿子,或者到邮局取一笔稿费,从不空手来回——标准的计划经济模式。小鼎兄告诉我,马兄家计艰难,工资全部留给沈阳的老伴,他自己在这里完全靠稿费度日,每过一段时间,夫人还要来取走剩余的稿费。我在那里几近四个月,没有见过马夫人一次。但我回青岛两次,听说马夫人来过我们的客房。毕竟外面的旅馆费还是太贵一些。
  从那以后,我们就天各一方,音信断绝。后来听说他刚刚六十岁就遽然长逝,一肚子宝贵的现代文学史料、典故,一肚子千金难买的扎实学问,也一并长逝如流水,东去难寻觅!我和马蹄疾只有这两度萍水相逢,素无深交,但我一直忘不了他伏案疾书的样子,忘不了他瘦削的肩头、细长的手指。他没有炫目的学历与职称,没有批发或零售来的理论或词语,但扎实、刻苦、认真,坚守,敢于和生活叫板,更乐于和自己叫板。倘若天假以年,其成就绝对可以令世人刮目相看。
  这样的学者,现在很容易被忘记,但也未必永远被忘记。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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