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按规矩来的,咋还是 解决不了问题
2015年05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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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属于我们管辖范围,建议你找找别的部门”、“这事我们会向上级反映,再给答复”……找政府部门办事,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回复”。“哪个部门都没错,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成了不少市民的切身体会。对此,省社科院专家表示,新常态下对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根治这样的庸政懒政需健全问责,完善政绩评价机制。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孟燕
大家一起问济南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济南?不堵车、空气好、经济实力强、政府工作效率高?这些大家都想要,想要做到这些,可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每一个生活在济南的人都可以做一点贡献。这个贡献不一定惊天动地,也许只需要一个主意,就能起到大作用。即日起,我们之间将刮起一场头脑风暴,一起来提提济南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说说自己的建议,争取早日让济南变得像我们心中想的那样。
市民张女士:祖父母去世,我该如何证明
这半年时间,市民张女士都在为继承房产过户的事情奔波。张女士是独生女,今年快60岁了,2014年8月,她87岁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处在天桥区重汽嘉兴苑的房产。
然而,根据办理继承房产过户所需的材料,张女士还需要提供其爷爷奶奶以及姥姥姥爷的死亡证明。这些长辈去世的年月久远,档案根本就查阅不到,开具死亡证明难上加难,房屋过户一直没办下来。
“房屋权属人我父母的死亡证明都有,但爷爷奶奶早在多年前就已去世了,一些资料档案都没了,我们真是没法开。”张女士很无奈地说,“我爷爷比我父亲大25岁,要是活着,现在也都113岁了。”
为办理继承公证书,在父亲去世的半年时间里,张女士往来于爷爷奶奶生前生活过的地方,但情况十分复杂,连一张死亡证明都没开出来。据悉,张女士的父亲老家在历城区王舍人镇,早在抗战的年月,她的爷爷就去世了,那时张女士的父亲也才五六岁,从那之后,张女士的奶奶便带着家人从王舍人镇搬了出去。
张女士介绍,“上世纪80年代,我奶奶去世,她当时在工人新村。后来,1987年发生‘826’特大洪水,工人新村所在的派出所档案资料全被淹了,档案现在也找不到了。”
张女士只得去王舍人镇寻找当年的亲戚朋友,但由于父亲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镇子,加上老一辈的亲戚也多已去世,许多农村进行了新农村改造,早已物是人非,爷爷奶奶的信息根本无从核实。
张女士母亲方面的情况也很复杂。她的母亲是在解放前逃荒来到长清,从小就和大人分散了,后被一户好心居民收养。早在建国之前,张女士的姥爷就去世了,“当时哪有死亡证明啊?”姥姥后来也去了徐州,由于当年通讯不方便,基本上没联系过。
记者了解到,涉及到财产继承,像张女士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部分人会通过亲戚之间打官司由法院判决来解决,但张女士是独生女,第一继承人除了她本人,另外4位均已过世,即便是通过法院判决,她也找不到人可以诉讼。
“难道要我去告几位过世的老人?”张女士苦笑:“找哪个部门都没错,可我们的实际困难就是解决不了。”
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小陈: 哪个环节出错都要担责
“我听说过证明‘你爸是你爸’之类的事情,一开始也觉得无厘头,但是仔细一想,我也能理解。”小陈(化名)在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每天都与来办业务的市民直接打交道。上岗前,小陈和她的同事都经过培训,工作也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每一个来办事的市民都很急,有的时候材料有点小问题,也会问我能否通融一下。”小陈说,遇到这种情况,她也觉得很无奈,“我们每一项审批都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按照这个程序来,来办事的市民都得提供规定的材料,我们必须保证材料齐全、没有问题才能给办理。”小陈说:“如果哪个环节出问题,都要追究责任,所以我们都挺谨慎的。”
近年来,随着政府的简政放权,济南的审批事项减了不少,审批的时限要求也更加严格了。“因为超过时限就要视作自动同意,所以我们审批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拖。”小陈说。
“有的时候觉得我这个工作挺简单的,但仔细想想,我的态度和办事方法,在来办事的人眼里,就代表政府的态度。”小陈说,在政务服务中心,来办事的市民提供的材料有什么问题都要一次性告知,“尽量减少市民来回跑的次数和时间,争取给他们一个好一些的办事体验。”
公务员张先生: “明确由谁管”并不简单
张先生是济南市级单位的一名公务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一枚鹅卵石,没什么棱角了”,刚上班的时候,他跟现在可不一样。
“我非常讨厌推诿扯皮,刚上班的时候我还不理解,觉得两个部门之间推什么推,明确一下谁管不就行了吗?”张先生说,工作时间长了,他才发现里面没有那么简单。
“我曾经遇到过一类事情,每当有市民找过来的时候,同事都会推到别的单位去,可别的单位很快就会推回来,这样推来推去,打电话来的市民通常火气都很大。”后来张先生仔细想了想两个部门的说法,觉得这个事情自己所在的单位更应该管,但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规定或者合适的方法能对这件事进行管理。
“我当时就想了一个自认为很不错的方案跟处长汇报了,可后来却没什么音信。”张先生说。后来聊天的时候,张先生才听处长说,当时处长把他的想法向单位领导汇报了,可是领导说“这事不好管,管不好还不如不管”,就这样搁置了下来。
听到领导这样的说法,张先生的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我的确是年轻,有点莽撞,以后我再想提什么建议,都得在脑子里多过几遍,考虑成熟了再开口。”
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战旭英: “选择性关注”也是懒政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庸政懒政的做法经常能见到。比如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对该在限期内解决的问题以多部门管辖、历史遗留原因等拖而不决、决而不行；对问题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一禁了之、一罚了之,如打击互联网专车、治理烧烤缓解雾霾……
山东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战旭英常年专注于公共管理方向。她表示,在新常态、“互联网+”等环境下,庸政懒政本质上都是行政不作为的现象和行为。
“庸政,一方面表现为能力平庸,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另一方面表现为决策失误,给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庸政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更需引起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重视和警惕。”战旭英强调,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政府的所有决策都是公共决策,涉及公众和社会的利益,决策的主体不应该只由政府构成,而应该是以政府为核心、公民和各种社会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结构。
“受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一些政府领导只注重任期内的成绩,而看不到其后续效应和长远效应,只关心政绩数字的增减,而不顾及政绩取得的方式及群众的感受。表现为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量,忽视经济结构的优化、环境的保护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单纯追求发展效率,忽视社会公平,造成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同时,要健全决策规则和程序,健全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协商和协调机制,健全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决策的专家论证咨询、决策评估制度,健全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的公示、听证制度。
战旭英坦言,懒政的治理,首先,应从权力公开入手,从制定权力清单入手,明确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和责任,这是鉴别是否尽职尽责、懒政与否的依据；其次,必须健全问责制,对懒政、怠政加强问责力度；再次,要完善政绩评价机制。
“政府官员会更多地关注那些被考核和量化的事项,而不重视那些不被考核或不易测度的事项,造成‘选择性关注’倾向,这实际上也是懒政的一种表现。”另外,应建立公众感知传递机制,把公众满意度、居民幸福指数等纳入指标体系,赋予公众知情权、评价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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