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将军救我出狱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下令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他由一名正直爱国的旧军人到接受党的影响并最终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作为夏津早期共产党组织发起人之一,刘君雅(原名刘文彬)同吉鸿昌同志有过一次短暂接触,那是在1928年的麦收时节,吉鸿昌对国民党地方组织乱抓青年学生巧施影响,从而搭救刘君雅等出狱。为此,刘君雅专门求人书写了他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无论辗转何处都悬挂在床头,时时怀念吉鸿昌将军。
□周冰(根据刘君雅回忆录整理)　　　　　　　　　　　　　　　　　　
　　联络暴动期间突然被逮捕
　　1928年的6月,按照上级要求,我的组织关系刚从济南正谊中学转到中共鲁北县委(职务为县委监委委员)不久,依照县委安排,正筹备秋收暴动。一天,鲁北县委派王旭朋来传达指示:敌人对夏津的活动有所察觉,注意谨慎活动,严防敌人迫害,若不能坚持,即刻离开夏津。这时正是联络暴动骨干、筹钱凑物的关键时刻,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有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我走了怎么办?我随即向组织表示不离开夏津,继续准备暴动。
　　6月9日晚上,我进了城,准备在县城关帝庙小学开会。人还都未到,敌人突然将我逮捕,在别处相继被捕的同志还有杜诲臣(在家被捕)、李建华和刘维如(在朱泉屯被捕)。我问逮捕我们的士兵属哪部分,回答是第四军的(后来知道逮捕令是伪县大队执行,第四军的一个团派人配合)。授意逮捕我们的是国民党县党部常委陈仲兴、吕树人、吕美如和魏连轩。
　　第一次审我们是在伪县衙门大堂,旁听的人不少。伪县政府请出做过司法审判长的刘涛清担任承审员,问答姓名等后,就指认我们是共产党,要我们承认。我们坚决否认,并反问承审员:“凭什么逮捕我们?”他说是有人告发我们。我们让他传告发人来质证,因为我们知道,夏津境内就那几个国民党人,大革命前后我们原都认识,是不敢出面质证的。在这种情况下,刘涛清宣布每人打手板四十,并准备执行后按证据不足放人。
　　结果县党部不干,把我们强行继续施押(后来才知道,刘涛清与杜诲臣有亲戚关系,打算打了手板就放人)。我和杜诲臣一屋关押,典吏想要钱,我们不吃这一套,他叫人按倒我们用棍打,我俩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有几处出血,染红了内衣(出狱后,我们写了份状子告了这狱典,结果将他撤换了)。外面传进消息说,国民党夏津县党部把我们告到临清军事法庭了。我们被捕后,中共鲁北县委派王旭朋到我家和县城我父亲的住处好几趟,说组织很关心我们,正在想办法。
　　第二次审我们是在伪县长的办公室,主审的人自称是临清军事法庭来的,问过姓名等后,这人也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还是坚决否认。这人说持有证据,并拿出一张油印纸,是一张(共青团)决议案,是杜诲臣不小心丢失的。看到不是关于暴动的证据,我心里就有了底气,说道:“我们不知道这是啥、哪来的?”姓钟的县长说是县党部送来的,当我再问这东西与我们有啥联系时,姓钟的讲不出话,但要求我们是共产党就应该承认,否则查清楚后是要治罪的。这下子我们明白了,到目前为止,敌人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身份。我以更加坚决的口气告诉对方:“我们不怕查,等着就是。”我们又被押下去了。亲戚李玉级来看我们说,他去过县党部问为什么抓这四个人,县党部推说不知道此事。
　　这时外面传进消息,敌人尽管无凭无据,仍妄图置我们于死地,夏津敌人联合临清、武城、恩县、高唐等地国民党,把我们告到国民党省党部去了,准备把我们押往临清再转省处理(其实当时的济南已乱了套,省党部根本无暇顾及各地的案子。因为5月济南惨案后,国民党被日本人挤到了泰安,之后日本人占领济南达一年之久)。其间外面的同志们积极准备劫狱、劫法场,张立中、刘月舟、王朋等已把人员组织好了。
吉鸿昌伸张正义救出四人
　　这时外面又传进消息,夏津的国民党撤走了,国民党姓钟的县长也走了,来了个姓彭的新县长。西北军吉鸿昌的十九师开进了临近的武城县。这时李旭东(李建华的本家)去找亲戚马风林(马是武城人,在西北军任师职,是吉鸿昌旧部),见到吉师长说:“夏津县政府无根据乱抓了四名学生,请吉师长为他们伸张正义。”吉鸿昌表示瞅机会去看看。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夏津监狱迎来了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军人,他腰杆笔挺,没戴军帽,身着灰布军衣,打着绑腿,脚蹬一双黑布鞋。说话声音粗犷豪放,举止潇洒,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吉鸿昌将军。陪同的彭县长让狱官找来一把凳子,吉师长坐下,问我们为啥被捕、关了多长时间等。我们回答不清楚被捕原因,已关了三个多月。他又问:“都是上中学吗?”我们说是,他讲道:“你们青年学生要好好学习。我们冯(玉祥)司令和我都倾向进步。有一次,冯总司令看到被捕的学生,不单没有处理,反而发了钱放了。”他说着,看了彭县长一眼,轻松地笑了。接着又问:“哪一位是刘文彬先生?”我答:“我便是。”他进一步问了我的家庭、学历、年龄等,说道:“刘先生今后要好好上学,不要莽撞。青年人易于莽撞,这是干不了大事情的。”说着站起来,走近我,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问我:“你认识金谷兰吗?”我答不认识(其实是认识的,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他是高唐县的党支部书记)。吉师长说:“金谷兰是高唐人,人家那个暴动才真厉害,我看你们一身的学生气,不像要暴动的。”他同我们谈话约两小时,临走时对伪县政府的人说:“我看是年轻人一时气盛,差不多就算了。”下午吉鸿昌派一个姓冯的人来说话,语气极客气,似有释放我们的意思了。
　　次日早晨,转来吉师长一封短信:“文彬(我名文彬,字君雅)兄,甚慰。你入狱已久,无奈我是军人,不过问政治,请谅解。小弟吉鸿昌立正。”我看信时,狱吏向我抱拳道喜:“刘先生,我看是官司打赢了,不久可以出去了。”他见我不解又说:“根据我多年的经验,你一定有救了。”
　　当天上午彭县长又装腔作势地问了一番,就宣布:共党暴动的罪名证据不足,有条件释放。条件是:“你们都是学生,家庭经济条件自然不错。县里正要修中山图书馆,请各位每人认捐一百五十元。”我们都说没钱。他顿时变脸:“不交就不好释放了。”这样,我家里将分家分得的土地和家具都折卖了,交上了罚款。到8月21日放出来,在狱中共呆了三个月零十二天。
　　吉师长一走,夏津敌人又通缉我,拘捕了我的父亲十几天,因为始终没抓到我才求人放回。从此我转入了地下活动,一直参与革命工作,直到1964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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