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百年交集

　　 　　2015年8月23日至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在我省济南召开。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誉的国际史学大会,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创办100多年来,一直受到我们中国人的关注和参与。本届大会选在山东召开,是齐鲁大地迎来的一次难得的国际学术盛事,借此机会我们可以近距离了解本届史学大会和史学大会的发展渊源。　
　　由本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于5月30日邀请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筹备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历史评论》主编王育济先生做了《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专题报告。下面是根据讲座整理的部分内容——
□王育济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被誉为“史学奥林匹克”,大会所秉持的国际和平主义的宗旨,与有着悠久和平主义传统的中国在“文化基因”上是一致的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始于1900年,先后隶属于“国联”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规每5年一届,至今已举办21届,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誉。
　　大会的这一“基本描述”所内含的信息是很丰富的。
　　首先,大会创始于1900年,其历史堪称悠久。“历史悠久”意味着底蕴和底气,也意味着大会本身具有的合理性与优越性。
　　其次,大会的组织很郑重,先后隶属于“国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37年,傅斯年在给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这一点——“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会议,未可轻视也。”
　　三是“常规每5年一届”,就意味着大会也有非常规的时候。如一开始曾三年一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也曾被迫中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史学奥林匹克”。各国史学家的广泛参与,应该是大会被誉为“史学奥林匹克”的直接原因。其中1970年的莫斯科大会(第13届),参会人数3300多人,创造了参会人数最多的纪录；而1975年的旧金山大会,参会国家75个,创造了参会国家最多的纪录；即将在济南召开的第22届大会,参会国家目前已达79个,创造了新的纪录。除了参会国家和参会人数的原因外,大会被誉为“史学奥林匹克”还有一个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这就是大会始终奉行的国际和平主义宗旨: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二战之后的70年间,来自敌对和冲突国家的历史学家总能在国际大会这个平台上,和平地表达他们的共识或异见。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众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大会正是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
　　大会所秉持的这种国际和平主义的宗旨,与有着悠久和平主义传统的中国在“文化基因”上是一致的。所以,近百年来,中国史学家始终对大会抱有高度的认同。就这一点而言,无论大会是否在中国举办,中国与大会的关联都是密切的。当然,由于“文化基因”的一致,史学大会与中国发生更为密切的关联,似乎也是必然的。
　　中国成功申办并将于今年8月举办的第22届大会,必然更加密切地促进中国与大会的关系,也必然会使大会与中国的关系产生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变化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始于1900年,1905年中国就有了对大会的关注与记载,在此后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有几个时期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重要时期是上世纪20年代。当时南京高等师范的陈训慈(其兄即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向达(解放后为北京大学首批一级教授、首批学部委员)等青年学人,在他们自己创办的《史地学报》上曾集中关注过大会,尤其是持续译介和讨论了《美国历史评论》中有关大会的内容,从而在学术认知的层面上建立了中国与大会的通道。
　　陈训慈在向国人首次介绍大会时,即用了“雍容庄盛”四个字,表明其对大会国际和平主义的精准理解。向达的《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记事》(即布鲁塞尔第5届大会),长达18页,节译自《美国历史评论》,在译者前言中,也准确表达了他对大会精髓的理解:
　　斯会也,来赴者达七百人,以国计凡二十三,历时八日,论文至三百五十篇,亦云盛矣。……威尔士有云:苟无公共之历史观念者,则公共和平与隆盛将无从也。则斯会之建议,吾亦造成公共历史观念之推轮也欤!
　　上世纪20年代的另一件大事是“受史学大会刺激”导致了“中国史学会”的第一次创立(1929年),牵头人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尽管这个史学会在一年之后就解体了,但朱希祖等人的努力,显然是在搭建中国与大会的另一条通道——以学术组织为中介。这一时期,中国与大会的第三条通道也搭建起来,这就是通过官方、通过中国政府的渠道:1928年国际史学会向民国外交部行文,希望中国派代表参加第6届大会,外交部很快做出了正式的回复。
　　这样,在上世纪的20年代,中国与大会的三条通道都建立起来了——学者的、学术组织的、政府的。这也奠定了中国与大会联系的一种基本模式和格局。这种模式延续到今天,成为我们今天申办、筹备和举办第22届大会的既定框架。
　　中国与大会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是上世纪30年代。当时,几乎所有民国学术大家,如蔡元培、傅斯年、胡适、顾颉刚、蒋廷黻、陈寅恪、郑振铎、王世杰等等都与大会发生了紧密关联,仅先后商定的中国出席1938年第8届大会的代表就有6人之多(傅斯年、蒋廷黻、陈寅恪、许地山、顾颉刚、胡适),堪称百年难遇的学术盛景。这一盛况的出现,除了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外,主要有两大外在原因。一个是1936年底,国际史学会主席、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来中国访问一个多月,目的就是动员中国参会。田波烈在中国拜会了一大批政要与学者,做了至少5场演讲,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看法,概括起来就两层意思,即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田氏的理念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和热烈响应。第二个大背景是30年代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而伴随其中的就是史学领域的较量。所以1937年傅斯年在给民国教育部的两份报告中都明确讲,“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的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淆惑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过也!”“兹以该会事关重要,尤与远东近代史事之流传及正确化有关。日本即对此事热心,吾国不可忽视。”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政府仍排除艰难,坚持派胡适出席当年在苏黎世召开的第8届大会,胡适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定,他说“Zurich(苏黎世),我必须一去!”中国也在这次大会上成为国际史学会的国家会员。大会闭幕后的第10天,胡适被重庆战时政府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
　　中国与大会的第三个重要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这一时期虽然未曾参会,但对大会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和正面评价。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中国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会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积极的呼应；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史学会的秘书处设在巴黎,秘书长也长期由法国人担任,而50年代,法国是唯一对中国相对友好的欧美大国；第三个原因是新的中国史学会于1951年成立,会长是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而两位秘书长分别为向达和郑振铎,这两位秘书长正是二三十年代积极推动中国与大会交流的学术名家。
　　中国与大会关系的第四个重要时期是1980年之后的30年。中国对大会的关注自1965年以后开始减弱,至1970年则几乎中断了与大会的任何关联。1978年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与大会的关系开始复苏。1980年,在国际史学会和罗马尼亚最高领导人的热情邀请下,在胡乔木同志的积极推动下,中国首次组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大会。1985年以刘大年为团长、季羡林为副团长的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正式出席了斯图加特第16届大会,中国继1938年之后,再度成为国际历史学会的正式会员。此后中国连续组团参加了第17至21届大会,成为国际史学界最重要、最活跃的学术力量。
　　1980年以后的30多年中,中国与大会关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申办大会。经历过1995年的第一次挫折后,在张海鹏先生和中国史学会的领导下,在山东省、济南市和山东大学的通力合作下,中国史学会于2010年第二次申办取得了成功。
　　中国成功申办并将于今年8月举办的第22届大会,必然更加密切地促进中国与大会的关系,也必然会使大会与中国的关系产生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一是中国与国际史学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二是国际学术界的话语体系将得到更为合理的重构；三是在学习外国、不断壮大着中国史学的同时,中国价值的国际表达、“中国梦”的世界意义将得到更为广泛的理解；四是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价值体系的差异将得到更为积极的尊重,东西方的历史学家将在各自不同的价值体系中追求最大公约数,从而更为客观地认知中国、更为客观地认知欧美、更为客观地认知世界各国。
　　作为22届大会举办地的泉城济南,其绚丽的泉水文化会得到更直接深入的关注。泉水作为旅游景观,将会给参会的外国历史学家以美的享受
　　22届大会开幕式演讲的主题是“自然与人类的历史”；大会的四大主题报告分别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化情感”、“世界历史中的革命”和“历史学的数码转向”,分别由十几个国家的史学会主持。开幕式主题和大会的第一个主题报告,都是中国史学会提供的,显示了中国的话语权。其他各类议题70多个,共计150场学术讨论。其中,由中国学者提出并主持讨论的议题共8个,从数量上看,也不是特别多。之所以如此,一是大会历来注重各国平衡,以此为办会宗旨；二是就中国史学家而言,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尽量充分地了解世界,只有了解世界,才能进而为世界提供有价值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这样“中国故事”才能具有真实的国际话语权。
　　在第22届大会召开期间,山东大学、山东史学会等将与山东各市合作,举行若干场卫星会议或平行会议,对相关区域文化,如泰山文化、运河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进行不同范围的讨论。
　　作为22届大会举办地的泉城济南,其绚丽的泉水文化也会得到更直接深入的关注。
　　首先,泉水作为旅游景观,将会给参会的外国历史学家以美的享受。“大美泉城”、“天下泉城”也将伴随着全世界数千名历史学家的游览、赞叹而获得更完美的阐释。
　　其次,济南的泉水和泉水文化有可能成为各国历史学家持续关注、持续研究的对象。因为22届大会开幕式的主题是“自然与人类的历史”,而济南的泉文化恰恰就是“自然与人类历史”的伟大结晶。泉水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有其固有的演进规律,但其“命运”也与人类的态度息息相关。济南的泉水历经数千年的“人间沧桑”,始终在泉水的数量、分布的区域、喷涌的形态、水质的清澈甘甜,以及泉源的畅通等自然生态方面保持着无与伦比的优势,这本身就是“自然与人类历史”和谐互动的一个伟大奇迹。这种生态奇迹,凝结着数千年来济南人民的巨大心血与贡献。尤其是在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中,济南既顺应了潮流,成长为一个城市功能齐全、人口密集的特大都市,同时又成功地保护了泉水生态。这其中当然会有诸多不足和失误,但就整体而言,济南在泉水生态方面的努力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而所有这些努力与贡献,正反映了“自然与人类历史”这一宏大主题,也创造了人类生态文明中的“济南经验”。这一经验完全有可能成为各国历史学家持续关注和研究的范例。
　　济南泉文化的另一个突出内涵,是其丰厚的人文积淀。济南泉水与人类精神生活的交集极早,中国最早的文字、最早的诗歌、最早的史书都记载过济南的泉水,由这“三个最早”为基点累积而成的文化,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区域的泉水都无法比拟的。据2013年出版的《济南泉水志》统计,历代济南泉水诗多达1200首,而侯林、王文的《济南泉水诗补遗考释》则又补充了445首。这一庞大的数字,同样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区域的泉水都不曾拥有的“人文骄傲”。
　　济南泉文化的科学积淀也十分深厚。这主要表现为对泉水“水文状况”的古今观测与持续的研究。宋代沈括、曾巩等对泉水的“源流”已有近乎科学的观测；关于泉水干涸与复涌,在元明清文献中也有宝贵的记载和观察。近代以来,有关济南泉水的水文地质状况和科学研究则更为丰富,如巴博(德籍燕京大学教授)的《济南府的泉水》、方鸿慈的《济南地下水调查及其涌泉机构之判断》等研究,都是很国际化的研究。1950年后,奚德荫、黄春海、李范真、王绍文和山东地矿801大队的持续勘察,更是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尤其是801大队,对泉水水文地质进行了60余年不间断地观测与研究,这不但为泉水生态文明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体现出新中国在生态文明保护方面的制度优势,更构成了济南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历史学家做不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但却有兴趣从“科学史”的角度深入关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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