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手机的年月

　　 　　王新奉

　　四十多年前,咱们烟台还没人有手机。就连座机电话,也只是单位和领导及个别人的家中才有,一般平民家中还难以企及。生活中自然就有诸多不便,其间有两件小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1970年夏天,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岳母从青岛老家来帮我们看小孩。秋天,在银川支边多年的大舅哥要回山东探亲,决定先到烟台来看老娘及他的小外甥。要坐两天两夜火车在北京换车,该是第四天早上到烟台。可是,早晨我骑脚踏车去接站时,没接着,工作人员说是晚点了。那个年代火车晚点并不是稀罕事。所以,问他们到底几点能到,他们也说不准。
　　那时我在小黄山脚下的警备医院工作,因上午还要值门诊班,只好回医院上班。回来后一边看病号,一边心里惦记着:”大舅哥到站后咋办?大老远的,又带着不少行李。”可那时既没有出租车,也没有手机联系,军内电话与地方电话也很难接通,所以询问车站也不方便。
　　一上午,我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到中午我正准备下班时,只见一个战士把大舅哥带到了我面前。原来他九点多钟下火车后,见没人接他,就自已背着两大包行李,一路打听着找到警备区。人家告诉他穿过毓璜顶公园、越过毓西路,西面山上就是。
　　因为当时的医院门诊部,临时安在上山的小路北侧的一个废庙里,而病房则设在路南一个闲置车库中,既没门头也无牌子。所以他竟越过了医院,背着两个沉甸甸的大包袱,一直爬坡往山里走去。直到到了山中另一部队门前,见有战士站岗、以为是到了医院。可一打听,人家告诉他已经走过了。幸亏其中有人认识我,派了个战士把他送了过来。
　　第二件事是1974年,大舅哥己调回青岛沧口工作。因老家有孩子结婚,需要几条新鲜鱼做席用。当时,青岛比咱烟台买鱼还难,于是又来信让我帮忙买,并说明只要有鳞不是和尚鱼(当地对光鱼的别称)就行。可是咱烟台当时鱼也不太好买,尤其是做席用的有鳞鱼(如黄花鱼、白鳞鱼之类),市面上也很少见到,我只好托司务长到当时的红利市场军供部看看。还不错,他给我买了几斤巴掌大的小镜鱼。可是,怎么捎回去又成了难题。
　　幸好当年铁路上都有军代表,他们都和我同住在警备区家属大院。有人告诉我,先把鱼收拾好,用盐卤一卤,晾个半干。然后他帮我找随车军代表,捎到沧口站停车时,让我大舅哥上车去取就行。并要事先通知他到第几车厢找军代表室。还让他胸前戴个白色大兜子,手里拿张《青岛日报》做标记,真是和当年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差不多。但你可别说,事情却真的完成得挺顺利。
　　现在,每当我忆及以上事件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唉,那时若能有个手机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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