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名家的严谨
2015年06月2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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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箫先生
□戴永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时,因工作需要,曾接触过一些文化名人,或向他们约稿、求教,或为他们编辑书稿,他们在做人、为文等方面的严谨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是1980年2月,我到北京组稿,拜见了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散文家吴伯箫先生。吴老那年已74岁,住在沙滩后街一个旧院落的平房中。他是那样平易近人,热情好客。尽管他当时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当我约他为《少年之友》撰稿时,他欣然答应,并说要先准备一下,学习一下中央的文件精神,然后再写。
我回到济南后,过了些日子,便收到吴老的信稿。他写的是一篇指导中学生作文的文章——《〈中学生指导作文选评〉序》。这篇文章立意高远,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地对中学生作文提出了精辟的指导意见；文字也自然朴实、清新练达,字词语句难觅瑕疵。然而,就在收到这篇稿子三四天后,吴老又寄来一信,嘱咐我们将稿子中个别不规范的地方加以改正:“……简化字、标点,有的用得不正确,寄复印样时也没一一改正。《少年之友》如果用,就请‘规范’地加以改正,页底注明‘有改动’即可。不用就算了。”末了他又十分谦虚地说:“写作非专业,‘疲于奔命’。未能及时供稿,迫不得已又潦草塞责,请原谅。”一个大作家,对一家少儿刊物的约稿竟如此重视,所写文字又百般斟酌、一丝不苟,连几个简化字、标点符号也要反复推敲、改了又改,还自谦说“写作非专业”、“潦草塞责”……这种严谨而又谦虚的精神,实在少见,我们怎能不由衷敬佩?
我接触的另一位大家臧克家先生,也有一段类似的往事。
1985年5月,我受友人之托,请臧老为燕喜堂饭店题写店名。开始我有些“打憷”,因为作为一个小人物,我只见过臧老一面,写过他的专访,跟他并无深交,这样冒昧求字,怕臧老不肯赏脸；再是我深知臧老很忙,不愿过多地打扰他。况且当时向名人求字,多数索价很高……但朋友之托又难推辞,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臧老写了封信,委婉地提出为“燕喜堂”题字的请求。没想到信寄出不几天,我便收到臧老的回信。他在信中说:“这几年,我依然忙乱……体弱身衰,而工作繁多,有点吃不消……‘燕喜堂’,可以答应,但有条件:1.不来京、不受礼! 2.为了你的关系,我试写写,实际上,我不擅长。3.如果写大字恐力量不及(勉强也行),而且怕写不好。如果随手写小点的,放大了用,可以效果好些。”又过了些日子,我怕臧老将题字的事忘了,就又给他写了封信。信发出不久,臧老就回函了。我打开一看,“燕喜堂”的题字竟写了十几幅,那信却很简短:“……数月前,得来信后,即一再地写了多幅,均不甚满意。我,太忙,你未来信催,我就放下了,今奉上,请择一而用之。写得不好。匆匆。”其实,臧老的字写得刚劲清秀、结构优美,每个条幅都堪称艺术精品,他却自谦“写得不好”、“不甚满意”,并“一再地写了多幅”,“请择一而用之”。老诗人对待自己的书法作品要求如此严格,这和他对待别人的宽厚热情恰成鲜明对照。
较之以上两位名家,我跟严薇青先生的接触更多一些,了解也更深一层。
严薇青先生是我的恩师,生前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学识渊博,为人厚道谦和,其严谨的治学精神更是有口皆碑。我在编辑他的《济南掌故》、《济南琐话》两书时,对此深有体会。
1980年,我根据社里的安排,去约严薇青先生撰写《济南掌故》一书。当时严先生还担任山师中文系主任和《汉语大辞典》编委,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编写过程中,尽管他对济南的民俗风情了如指掌,但依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书中,他征引的资料翔实、确凿,无论是正文、杂抄、文集、笔记、诗词、俚语,还是碑刻、书信等,条条都追本溯源,言必有据；对所描写的泉池、景观、古建筑遗址等,他都进行了实地考察。正因如此,这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他花了四年时间才写成。
《济南掌故》一书出版15年后,我又策划编写《济南掌故》的姊妹篇——《济南琐话》一书,仍请严先生撰稿。然而此时严先生已84岁高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读书、写作都很吃力,但为了给后人多留下一些文化财富,他还是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在该书“后记”中,曾写到他当时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就在一鼓作气踊跃执笔、争取当年‘交卷’的1995年下半年,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开始‘滑坡’:首先是视力衰退,下午5点左右不开灯就无法工作,即使在阳光充足的上午,浅绿色线条的稿纸横格也看不清楚……其次是之后不久,由原来的心动过缓发展到心律不齐,每分钟‘早搏’可达五六次……”“1996年春,情况好转,遂即橐笔濡墨,重新上马。不料3月18日上午因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竟晕倒在写字台上……”可以说,《济南琐话》中的每篇文章,都经过了反复锤炼,都是蘸着生命的墨汁写成的。1996年6月,经过了许多波折后,《济南琐话》终于排出了清样。此时严先生的身体状况更差了。由于初校样错误多,我怕影响他健康,没让他校看。但他听说后,却执意要看。时值盛夏酷暑,济南大热,20多万字的清样,他在蒸笼般的斗室里抱病校改了一个多月,几乎每页改动的字迹都密密麻麻。清样刚校完,他便病倒,住进医院。在医院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仍对书中的一些问题放心不下。当我得知他病危,带上《济南琐话》的封面、画页和二次校样去医院看他时,他紧拉着我的手,用几乎听不清的微弱声音问我:“那诗……改了没有?”我这才记起,初校样上将苏辙的两句诗“连宵暑雨源初接,发地春雷夜有声”错成“连宵暑雨源初楼,发地春宵夜有声”。先生初校时发现了其中的错处,却已无法查对原诗。当我告诉他书稿中的错误已经改正时,他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平静地躺了下去……
以上所记,只是我的一点亲历亲见,可谓管窥一斑,挂一漏万。但即使如此,这些看似普通的事例也蕴含着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尤其在浮躁之风充斥学界、文坛,粗制滥造、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痼疾屡禁不绝的当今,继承、发扬老一辈学人的优良传统,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文风,实在很有必要。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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