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韩国光州,日本强征劳役受害者出席新闻发布会。此前,日本向二战期间被强征为劳工的韩国三名老人每人支付199日元(约合人民币10元)。
1953年,同盟国签订《伦敦债务协定》,减免了德国一半的债务。图为德国代表(中)在签字。
本报记者 王昱 撰稿
“好说好还”的德国债
作为有着苦难近代史的国度,中国人对于战争赔款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但很少有人想过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种债务,这种赔款按现在的说法属于不折不扣的不良资产,尤其是到了国际社会日臻成熟的20世纪,各类战争赔款反而很少有如数结清的。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有关战争赔款的一个悖论——如果战败国的国力衰落,整个国家已经濒临破产,赔款当然要打水漂；但如果战败国重新崛起,有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曾经的战胜国们又怎么敢跟这个大块头讨要旧账呢?
一战后的德国赔款问题,完整地诠释了这个悖论。《凡尔赛和约》给德国规定的269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9.6万吨黄金,这笔巨债先是压得德国濒临崩溃,而后又促使美国推出了旨在扶植德国经济以保证它有能力继续还钱的道威斯计划,但等到德国受惠于该计划重新崛起之后,协约国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不敢跟武装到牙齿的纳粹政权要钱了。不仅如此,这笔旧账还成为了希特勒发动二战的一大借口。所以在二战临近尾声时,痛定思痛的欧美国家认识到战争赔款不能再这么要了,相对宽松的战争赔款条件在欧洲战场成为了主流,这种氛围为二战后欧洲国家的一团和气奠定了基调。
当时,有资格向德国索取战争赔款的国家囊括美国,苏联,英国,以及几乎所有其他被德国侵略过的欧洲同盟国成员,包括法国、希腊、荷兰、波兰、南斯拉夫、比利时、丹麦、挪威、卢森堡等国。如果这些国家都秉承严格的复仇主义战略,德国的战后赔款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美国战后随即推行援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对该计划接受国设置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在对德赔款问题上体现出“最大限度的容忍”。
受该计划影响,德国对欧洲各受害国的政府赔偿实际上大部分被减免: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约定,战后德国对受侵略的同盟国应总计赔款200亿美元,其中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苏联独占100亿美元(主要通过从所占领的东德拆除工业设施进行赔偿),剩余的100亿美元中,西方各国所持有的债权的大部分被减免,而英法等主要国家早在1952年就宣布放弃了对德国的战争损害赔偿要求。到1953年,同盟国甚至签订了《伦敦债务协定》,减免了德国一半的债务。
西方国家的债务减免政策,客观上也促进了联邦德国战后的重新崛起和两德的最终统一。1990年,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签署了有关德国统一的《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2+4条约)。四个同盟国宣布从此放弃此前在德国持有的权利与义务。同年,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建设新欧洲的巴黎宪章》。《巴黎宪章》宣布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过去,欧洲从此将走向合作与团结,并欢迎《2+4条约》。这两份条约,被认为是从法理上确认了德国的二战国家赔偿已经就此结清。
知恩图报的民间赔偿
正如德国前总理高克所言,如果没有战后欧洲大家庭的宽容与谅解,德国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而繁荣的德国也体现出了知恩图报的态度,这种态度主要反映在德国对民间赔偿的态度上。
二战后民间赔偿的概念始于以色列。作为一个战后刚刚建国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并不具备传统战争赔款的主体资格,因此在1948年建国之后,以色列向德国提出的是民间赔偿的诉求。
由于民间赔偿在二战前少有先例,德国其实存在着“赖账”的空间。不过,当时的德国阿登纳政府仍积极回应。1951年9月,阿登纳向国际社会正式宣布,联邦德国政府愿对纳粹政权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愿意对以色列和犹太人世界进行赔偿。1952年,德以双方签订了《卢森堡条约》。联邦德国向以色列政府支付价值30亿马克赔偿,向犹太人“要求赔偿联合会”支付价值4.5亿马克的赔偿用于救助世界各地遭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支付赔偿的年限为12到14年。德国最终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条约,1966年赔偿正式完成,促进了以色列经济的起飞。
德以政府之间的互动,开启了德国民间赔偿的序幕,奔驰、法本等德国企业战时曾使用外籍劳工。战后,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为了洗刷自己的罪恶,这些大公司积极参与赔偿。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合倡导了一个名为“纪念、责任与未来”的公共基金会,发起者包括大众、鲁尔煤炭、巴斯夫这样的大公司。德国政府及德国企业向基金会捐赠了100亿马克,用于向战时被德国奴役的劳工发放赔偿。2000年,德国政府以立法形式认可和规范了该基金使用方式。时至今日,德国对于二战劳工的民间赔偿仍在继续。
默克尔2007年曾表示,德国二战后已经支付了各类赔款大约640亿欧元,其中民间赔偿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
美国变相帮日本赖账
相比于欧洲战后对于战争赔款好说好还的一团和气,战后亚洲的局势远没有如此乐观,而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无疑是一手安排该地区战后规则的美国。
美国对于日本战后赔偿问题,本来有着清晰的安排,美国处理战后赔偿问题的总统特使埃德温·鲍莱曾公开表示,日本的工业设施“除维持最低限度的日本经济所必需者外,均一律拆除”,而鲍莱对“维持最低限度”的解释是,“这意味着不高于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生活水平”。换而言之,美国原本打算尽可能地拆除日本的工业设施,用以抵偿其给受害国造成的损失。
但是,战后远东政治局势的突变打断了美国的这一计划,1948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主任乔治·凯南(“遏制政策”的发明人)发表报告,指出“必须复活日本的能力,以便为日本的经济复兴和远东的稳定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受该思路影响,美国于1949年就单方面宣布停止执行拆迁赔偿方案,转而开始思考如何帮助日本逃避战争赔款。
1951年9月,美国召集各国召开旨在恢复日本国际地位的旧金山和会,美国不仅伙同英联邦国家一道放弃了对日索赔的要求,而且在《旧金山和约》(中国从未承认)中写道:“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之损害及痛苦,给予盟国以赔偿,但亦承认如欲维持足以自存之经济,则日本之资源,现尚不足对此等损害及痛苦,作完全之赔偿而同时履行其它义务。”这句绕口的外交辞令可以简述为一个三段论:日本应该赔偿,但赔不起,所以不用赔了。这种论述无疑是在变相帮助日本赖账,以至于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喜不自禁地惊呼:“这是史无前例的宽大的和约!”
《旧金山和约》的另一个恶劣之处,在于规定“由日本自由选择”与台海两岸哪一方(新中国政府、台湾当局)缔结和约。这一条款使台湾当局最终被迫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并影响了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仗着《旧金山和约》和自身经济优势,日本在对其他受侵略亚洲国家的谈判中也体现出了惊人的“砍价能力”:索赔50亿美元的缅甸只拿到2.5亿美元,索赔80亿美元的菲律宾只拿到5.5亿美元,索赔121亿美元的印度尼西亚只拿到2.23亿美元,索赔20亿美元的越南(南越西贡当局)只拿到5000万美元。日韩之间的谈判最为奇葩,根据《日韩请求权协定》,日本最终给其殖民60年的韩国区区3亿美元,日本还反复强调“这是经济合作的形式,而不是战争赔偿”。
到1981年,日本政府索性宣布,除了与北朝鲜因尚无外交关系无法进行战争赔款的谈判外,日本的“国家赔偿责任已结束”,对所有二战受害国进行的赔偿和准赔偿实施完毕,共赔偿5250亿日元(折合15亿美元),而同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2万亿美元大关。
只对“自己人”的慷慨
与德国的“被动减免”不同,日本的“主动砍价”,虽然表面上同样达成了减免战争赔款的目的,但给受害国的感受却是截然不同的。受到日本侵略的东亚各国既没有在战后享受“马歇尔计划”式的变相补偿,也没有欧洲各国从一战中收获的经验教训,对于日本在赔款中的“砍价”自然心怀不满,认为日本在赔款谈判中的表现“对受赔国没有丝毫感情上的歉意。”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韩等国对日本相继发起民间赔偿请求,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与德国二战期间各大企业奴役外籍劳工一样,日本企业二战同样存在着强征中韩等国劳工的问题。但日本对于相似的劳工索赔事件,体现出的却是出奇的吝啬。以2015年引发日韩两国媒体震动的“199日元事件”为例,面对曾被强征到三菱重工从事体力劳动的4名韩国老人,日本政府仅向其中三人每人赔付199日元(折合人民币10元左右),这一处理方式与其说是赔偿不如说更像变相侮辱。其结果当然只能让事态愈演愈烈。
不得不说,与日本对他国民间赔偿请求体现出“抠门”不同,日本对其本国的战争相关人士是很舍得花钱的,早在1952年,日本国会就通过《战时伤病者、战殁者及遗属等援护法》,依据该法案,日本旧军人(包括被盟军认定的战犯)、军属、遗属可以得到日本政府发放的抚恤金。到1993年为止,已支付金额35万亿日元,折合3000多亿美元。甚至到了战后50周年之际的1995年,日本政府还对战争阵亡者遗属约1万人支付了6040亿日元的特别抚恤金,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27万人支付了270亿日元的特别葬仪补助费。
无论立法形式,还是补偿额度,日本的这种“民间赔偿”都很像德国。但讽刺的是,日本这份“慷慨”只针对本国国民,与德国竭尽全力对外谢罪的态度刚好相反。
从减免国家赔偿,到处理民间赔偿,70年来德日两国干了相似的事,但结果完全不同。这其中固然有两国民族性格不同的因素,但用心思考,也未尝不是环境使然——相比于经历太多国家、民族分分合合,已经积累了足够智慧的欧洲,东亚对于怎样处理战争留下的伤疤,还是缺乏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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