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曾当过印刷工的孔宪治老人。
于悦 摄
孔宪治老人曾用来扫盲的小字典,出版于1951年。 于悦 摄
这次慰问让很多人知道,石油公司还有一个幕后英雄。现年88岁的孔宪治老人在抗日战争中,用手中的报纸书籍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抗战”。就在沂蒙老区,孔宪治所在抗战队伍在后方印发报纸、书籍,宣传进步思想,号召全民抗战。为躲避日本人的扫荡,他们背着沉重的机器与敌人周旋。日前,孔宪治老人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参与的抗战故事。
口述人:抗日战争时期报纸印刷人员 孔宪治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于悦
全家多人参加革命 当时算是进步家庭
我1927年出生在沂水孔家村,是个非常偏僻的小地方,村里有一二百户人家,属于丘陵地貌,一下雨水渗不到地下就会涝,几天不下雨就会旱,所以年年收成不好。麦子收不上来,很少吃面,只能种花生和地瓜。
我们家有七个孩子,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几乎都参加了革命,当时算是进步家庭,主要都是受我哥哥进步思想的影响。
哥哥比我大八九岁,早先去了沂水城里上学,类似师范学校,离家30里路,每周回来拿一次饭,那时我还小。哥哥1938年参加革命运动,解放后也来到济南,去过省博物馆,最后去了省政协做副秘书长,前两年去世了。
抗战时,我们家是日本人清查的重点,我母亲也是地下党员,村里的妇女会长,思想很进步。她总是不承认村里有共产党,先稳住日本人,使眼神让几个小孩去通风报信。后来经受不住日本人抄家,就用石头将大门垒死,家人分散到各个亲戚家去住,甚至还到庄稼地里的窝棚去住。
当时有革命队伍驻扎在我家,还记得其中有个南方人叫杨光,常去做解放妇女的工作,让她们放脚。当时的女人遵循“三从四德”,基本都裹小脚,在家里也没有地位。组织派来人解放封建思想,很多女的觉得羞惭,不好意思接受。我们家就好一点,女人都很大方。
两个姐姐1939年也出来革命,从此各做各的事,联系很少了。三姐建国后做了济宁民政局副局长,四姐在上海,她们的对象都是在抗战中结成伴侣的。1941年我也走了,走时很自然,跟母亲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带。到了区里,哥哥还出来给了我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床被单。就这样我出了村,跟其他庄的十几个人集合,去了沂南。
为了不被鬼子发现 印报机器拆了再装
加入抗战队伍后,我在后方的一个印刷队工作,记得当时叫鲁中报社,和现在公开出版报纸等不同,我们必须完全对外保密,不敢去村庄里驻扎,而是隐蔽在周边一个个小山沟里。而且每个班组都要分散开,不能集中在一起,所以我和很多同事互相之间几乎不认识。
那时的印刷工序也称得上艰苦,有一种是铅印,印报的机器是手摇式的,女的根本弄不动,而且是活字印刷,有字盘。新闻稿传过来之后,就对照着把字一个个地挑出来,然后打版。还有一种叫石印,把字刻在石板上,然后拓印。因为无法用电,只能用手工,印出一张来就很费事。哪跟现在一样,完全自动化地就出来报纸了。
那时的纸张也很稀罕,质地很粗糙,不是麦秸就是桑树皮,桑树皮还好一点,筋道有劲。纸的来源我并不知道,总会有人通知我们去搬已经运过来的纸,运纸的工具是跟村民借来的扁担。由于纸的质量不好,印刷时很容易出现字印不上的情况。我那时只负责最后一道工序:装订。把一摞纸叠起来,不能错位,为了对准,我就踩在压纸的木头上使劲踩住,再用刀裁切。
当时我对象也在这个印刷队中,他比我早两年参加工作。脾气有点急,用刀裁切时对不准,就把刀往案板上一剁。那时的东西多么珍贵啊,每个人都不想浪费一张纸。大家也很齐心,都遵守纪律,我们也是部队化管理,每天一起上操、跑步,有自己的口令。为了不暴露目标,常常是白天印刷、装订,晚上搬运。每天工作的时间是没有规律的,干完就结束了。
我们不只印报纸,也印书、海报、宣传单等,发挥着上情下达的作用。在行军转移时,比别的队伍困难的是,我们要搬着沉重的机器和工具,为了不被鬼子认出来,常常是先把零部件都拆下来,到了目的地再重装。有时印刷还会躲在村民的地窨子里,或直接挖个大坑,上面罩上树枝什么的。敌人来了之后,人出来,东西还留在里面,不容易被发现。
行军途中滚下山坡 蒺藜扎了不敢出声
不管下雨下雪,部队行军基本都在晚上,那时还发起了“打狗运动”,因为要保持绝对隐秘,在狗不叫鸡不鸣的时候才能动身。寒冬腊月天过河时,腿被冻得疼,落下了病。一次过河时,我脱了鞋,手里还拿着别的东西,一不小心一只鞋就被水冲走了,于是我只能穿着一只鞋继续跟队伍走,脚上裂了一个大口子。
山沟里都是羊肠小道,磕磕绊绊,车根本没法通过。人过去也困难,有次我拿着东西就滚下了山坡,被蒺藜扎了也不敢出声。还有个晚上我和一个妇女出去埋藏东西,一不注意踩到了泥土松软的地窨子,掉了下去,另一个人找不到我,我也不敢大声喊,怕招来敌人,在里面呆了一宿。那时都是轻装上阵,发被子的没有大衣,发大衣的没有被子,只有一套衣服,否则就是累赘。房子少,什么猪圈、羊圈收拾收拾都能住下来。但大家都谨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破坏了东西要赔偿,态度要和蔼。毕竟八路军刚去的时候村民也不太信任,慢慢就好了。
这样的转移,在抗日战争期间大概有七八次,基本都是走一个晚上,第二天休息。也会遇见日本人。有次鬼子来村里扫荡,队伍分散到别处,我因为年纪小,被留在了一户村民家里,当时屋里都是些妇女和孩子。鬼子把人一个个地从屋里揪出来,我偷着把身上仅有的两毛钱塞到草席底下,自觉地脱衣服让他们检查,出门时脑门上还被日本人的枪托子狠狠打了一下,落下一个大疙瘩。
还记得当时,村长还扎着清朝辫子,日本人使劲揪,揪出了血来,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被脱得光溜溜的。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被日本人问是不是八路,他听不懂,他母亲在一边哀求:“皇军饶了我们吧。”日本人不管不顾,上去用枪托子乱打,男孩就这样被打死了。
到济南后开始扫盲 才看懂报纸说的啥
1945年鬼子投降,普天同庆,那时我在沂水,队伍已经安顿了下来,从暗处转移到明处。住在村民的房子里,有食堂,机器也不用到处藏了。后来我们还转移到章丘、博山,又去了临朐,最后到了济南。
解放后,我和我对象都来到了济南出版局的印刷六厂继续工作,然后就结婚了,生了一男两女。1951年被分到了石油公司,一直到现在。1948年刚来济南时,这个城市的路面还是石头铺的,路上有黄色的路灯,但隔很远才有一个,晚上也得走黑路。像一些大商铺,瑞蚨祥、宏济堂什么的,门口亮着大灯。在院前街那边,有市里唯一的一辆公共汽车。如今车这么多,楼这么高,变化太大。
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活下来的人现在也没了不少。我当时的战友,因为解放后去了全国各地,基本都没了联系,应该都去世了。想想过去,现在的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我本人并不识字,虽然印报纸,报上讲的东西自己却看不懂。当时就是凭着抗日的劲头,知道里面说的是抗战的事儿,我才能坚持下来。
来到济南后开始“扫盲”,学习了1951年出版的字典上的汉语拼音,如今报纸基本能看懂了。平时我喜欢看一些关于抗战的电视剧、新闻,听抗战歌曲,容易勾起回忆。当看到新闻上播日本不承认侵略中国时,我非常不理解,做了就是做了,为什么还要否认呢?不过最近电视上经常播出纪念抗战70周年的节目,我觉得非常有教育意义,等我们经历过战争的这一辈人都去世,就没法亲身讲述这段历史了,还希望后人能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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