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国”下乡
□崔秋立
那天在发小老郑攒的一次饭局上遇到了“外国”,一阵欣喜。“外国”不是他的名,是外号。这俩字如果用普通话读没有什么味道,但济南话“外”字要稍拖长些,“国”要读轻声,叫起来,就显得有趣。至于为何被孩子们赋之以这个外号,除了他本名中有个“国”字,也许还因为他长得有点另类,人高马大,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除此,我想也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那一代,“文革”中的小屁孩,没那么多学问。起外号,多是随口一叫,约定俗成而已。
他和老郑是最要好的朋友,整天到我们院里来,虽无很多文化,也无多少趣味,但老实、本分、宽厚,常听见他嘿嘿地笑,很好相处。
老郑和“外国”长我几岁,他们那帮同学毕业后,在社会上荡悠两年没个说法。估计上边也纠结,城里工厂不是一个安排不了,但无论如何安排不下那么多的人。于是,1974年,各级政府成立了知青办,借着落实领袖号召,理顺了一下政策,一家可以留一个,其余人一鞭赶,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老郑是独子,可以留城,去了区运输公司,大集体,整天戴着破草帽,拉着地排车四处跑。“外国”,则要上山下乡。哥俩分别时就要到了,割舍不得。到了临别的那一天,老郑叫上我,送他一程。
一大早就到了“外国”的家,帮着家人一起拎行李。那时,子女下乡都是随着父母单位走,单位按照政府的安排,在不同的地区设立知青点。“外国”父母的单位是北山粮库,知青点设在莱芜县的方下公社,与后来的知青多安排在市郊相比,算是比较远的地方。
粮库是大企业,有实力。很多单位送知青都用大卡车,他们竟然用公交车,两节的大通道,比较豪华。除了难舍难分的情谊,对我而言,送“外国”,也是想趁机跟着出去转转。正值严冬,乘公交车显然舒服得多。送行的人熙熙攘攘,想跟着去的都挤了上去。不想这车晃晃悠悠地开到十二马路,停下了,要清理整顿,除了知青的亲属,其他人不准乘车相送。也不能得罪人家单位,于是我们很不情愿地下了车,和“外国”挥手告别。
人群渐渐散去,我和老郑在马路边上站了一会儿,准备打道回府。却见还有几个小伙子不肯离去。其中一个,看上去相对老成的伙计,突然问我们,愿不愿意跟着他们去?怎么去,截车。关键时候需要领袖,这会儿有领袖出头,一呼十应。于是,大家横成一排,站上了经十路。等了好一阵儿,才见一辆西行的卡车,司机被逼停下来。我们说要去莱芜,司机不高兴,说,他不到那儿,去肥城。我们的领袖知道方向路线,去肥城也行,顺道,到了再说。大家便爬上了卡车。没有手表,看日头,也就是上午十点多。
不知晃悠了多长时间,车子停在了肥城。大家下了车。相互一看,一身尘土,脸蛋儿通红。
不忘初心,继续截车前行。这回逼停的是辆去泰安的车,司机见是济南的半大孩子,更不愿拉,怎么商量也不行。后来他没辙,便施一小计,嘴上答应,待我们闪开后,突然打着火起步,但不料我们一个个身手矫健,都蹿上了车。司机有点恼,停下不走了,我们就蹲在车上不下来,靠,看谁靠过谁。最后还是司机服了我们。再一站很顺利,正好遇到一辆去莱芜方下公社的车,听说我们去那儿找知青,没有含糊,很痛快地让我们上了车。到了方下,停在公路边上,司机还帮我们打听知青点在哪,幸而不远,在柳行村,只有两三里的路。莱芜人实在、好客,现在我还有好印象。
天完全黑了,没有月光,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沿着乡间小路,走到了村上,在老乡指引下,进了一间老房子,果然就是“外国”那帮人。见了面,像红军会师,我们激动,他们感动。只是黑黢黢的,小油灯下,看不出大家动情的样子和满眼的泪花。生产队不错,尽管我们都是“非法”人员,截车而来,但一见是知青的朋友,不歧视,一样接待,做了一大锅白菜粉皮炖猪肉。我们饿了一天,狼吞虎咽,一片狼藉。
刚吃完,正想聊聊天,诉诉我们一路艰辛,不想有人招呼,得抓紧走了。原来有一辆卡车往济南送煤,可以顺便送我们回家。这也够巧的,否则还真不知晚上怎么住,明天怎么回。于是,便不顾疲惫,赶紧往村外走。
车上,装了大半车厢的煤,除了我们一起来的这几位,还有很多蹭车到济南的老乡,满满当当,人摞人。
回到家已经大半夜。院子的大门销上了,老郑把我撮上邻院的墙头,从茅房顶上翻进了院子。此行,折腾了一天,和“外国”乡下见面虽只有一顿饭的功夫,统共没说上几句话,但意义已经不在于见这一面,而在于不懈的艰苦过程,算是一次历练。再以后,到我下乡那会儿,截车,爬车,都很从容自信。什么样的车、什么难缠的司机都能对付。
那时孩子都是放养,去哪,何时回,家里从不管,上不上学也无关紧要,老师也不问。所以,不怕耽误这点儿功夫。
“外国”后来招工到了莱芜一家厂子,娶了个莱芜媳妇,安了家。现在见他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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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发小老郑攒的一次饭局上遇到了“外国”,一阵欣喜。“外国”不是他的名,是外号。这俩字如果用普通话读没有什么味道,但济南话“外”字要稍拖长些,“国”要读轻声,叫起来,就显得有趣。至于为何被孩子们赋之以这个外号,除了他本名中有个“国”字,也许还因为他长得有点另类,人高马大,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除此,我想也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那一代,“文革”中的小屁孩,没那么多学问。起外号,多是随口一叫,约定俗成而已。
他和老郑是最要好的朋友,整天到我们院里来,虽无很多文化,也无多少趣味,但老实、本分、宽厚,常听见他嘿嘿地笑,很好相处。
老郑和“外国”长我几岁,他们那帮同学毕业后,在社会上荡悠两年没个说法。估计上边也纠结,城里工厂不是一个安排不了,但无论如何安排不下那么多的人。于是,1974年,各级政府成立了知青办,借着落实领袖号召,理顺了一下政策,一家可以留一个,其余人一鞭赶,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老郑是独子,可以留城,去了区运输公司,大集体,整天戴着破草帽,拉着地排车四处跑。“外国”,则要上山下乡。哥俩分别时就要到了,割舍不得。到了临别的那一天,老郑叫上我,送他一程。
一大早就到了“外国”的家,帮着家人一起拎行李。那时,子女下乡都是随着父母单位走,单位按照政府的安排,在不同的地区设立知青点。“外国”父母的单位是北山粮库,知青点设在莱芜县的方下公社,与后来的知青多安排在市郊相比,算是比较远的地方。
粮库是大企业,有实力。很多单位送知青都用大卡车,他们竟然用公交车,两节的大通道,比较豪华。除了难舍难分的情谊,对我而言,送“外国”,也是想趁机跟着出去转转。正值严冬,乘公交车显然舒服得多。送行的人熙熙攘攘,想跟着去的都挤了上去。不想这车晃晃悠悠地开到十二马路,停下了,要清理整顿,除了知青的亲属,其他人不准乘车相送。也不能得罪人家单位,于是我们很不情愿地下了车,和“外国”挥手告别。
人群渐渐散去,我和老郑在马路边上站了一会儿,准备打道回府。却见还有几个小伙子不肯离去。其中一个,看上去相对老成的伙计,突然问我们,愿不愿意跟着他们去?怎么去,截车。关键时候需要领袖,这会儿有领袖出头,一呼十应。于是,大家横成一排,站上了经十路。等了好一阵儿,才见一辆西行的卡车,司机被逼停下来。我们说要去莱芜,司机不高兴,说,他不到那儿,去肥城。我们的领袖知道方向路线,去肥城也行,顺道,到了再说。大家便爬上了卡车。没有手表,看日头,也就是上午十点多。
不知晃悠了多长时间,车子停在了肥城。大家下了车。相互一看,一身尘土,脸蛋儿通红。
不忘初心,继续截车前行。这回逼停的是辆去泰安的车,司机见是济南的半大孩子,更不愿拉,怎么商量也不行。后来他没辙,便施一小计,嘴上答应,待我们闪开后,突然打着火起步,但不料我们一个个身手矫健,都蹿上了车。司机有点恼,停下不走了,我们就蹲在车上不下来,靠,看谁靠过谁。最后还是司机服了我们。再一站很顺利,正好遇到一辆去莱芜方下公社的车,听说我们去那儿找知青,没有含糊,很痛快地让我们上了车。到了方下,停在公路边上,司机还帮我们打听知青点在哪,幸而不远,在柳行村,只有两三里的路。莱芜人实在、好客,现在我还有好印象。
天完全黑了,没有月光,我们一脚深一脚浅地,沿着乡间小路,走到了村上,在老乡指引下,进了一间老房子,果然就是“外国”那帮人。见了面,像红军会师,我们激动,他们感动。只是黑黢黢的,小油灯下,看不出大家动情的样子和满眼的泪花。生产队不错,尽管我们都是“非法”人员,截车而来,但一见是知青的朋友,不歧视,一样接待,做了一大锅白菜粉皮炖猪肉。我们饿了一天,狼吞虎咽,一片狼藉。
刚吃完,正想聊聊天,诉诉我们一路艰辛,不想有人招呼,得抓紧走了。原来有一辆卡车往济南送煤,可以顺便送我们回家。这也够巧的,否则还真不知晚上怎么住,明天怎么回。于是,便不顾疲惫,赶紧往村外走。
车上,装了大半车厢的煤,除了我们一起来的这几位,还有很多蹭车到济南的老乡,满满当当,人摞人。
回到家已经大半夜。院子的大门销上了,老郑把我撮上邻院的墙头,从茅房顶上翻进了院子。此行,折腾了一天,和“外国”乡下见面虽只有一顿饭的功夫,统共没说上几句话,但意义已经不在于见这一面,而在于不懈的艰苦过程,算是一次历练。再以后,到我下乡那会儿,截车,爬车,都很从容自信。什么样的车、什么难缠的司机都能对付。
那时孩子都是放养,去哪,何时回,家里从不管,上不上学也无关紧要,老师也不问。所以,不怕耽误这点儿功夫。
“外国”后来招工到了莱芜一家厂子,娶了个莱芜媳妇,安了家。现在见他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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