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二代”扎堆当导演头顶光环不容易
□黄德海
刘震云的女儿执导《一句顶一万句》,余华的儿子将父亲的长篇搬上银幕,朱时茂的儿子成为第一个在院线公映影片的90后导演,张艺谋女儿张末的导演处女作也开始上映。一时间,“艺二代”集体进入了导演界。
毫无疑问,“艺二代”是个光环,意味着更高的起点、更多的资源。但与此同时,父辈的影子兜头笼罩,也未必不是一种创作上的掣肘。如何真正用电影来说自己眼中的故事,也许是摆在这些“艺二代”面前的急迫课题。
刘雨霖执导、根据其父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上映之后引起了两极化评论和较低的评分,我觉得原因出在其基本态度。对刘雨霖来说,这是一部她拍的电影,却没有表达出她自己的态度。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从电影和小说的比较开始。根据杰出小说改编的电影,早就有个几乎禁咒的公理,即便导演再怎样费心尽力,读过原著的人就是不容易买账。除了对原著初恋式的热情,还有阅读时对人物和情境的想象,电影一旦把这些落实,再怎么出色,也无法与此前的内心印象竞胜。
虽然《一句顶一万句》由刘震云亲自操刀改编,但兴许是因为容量的问题,电影仍然不得不大幅删减内容——人物由原著的上百人缩减到电影里的七八个人,时间和空间由十几年的千里奔波收紧到一个家庭的分分合合。更重要的是,复合在原著小说里有雄浑的历史景观和复杂的文化思考,不得不在电影里落实到家庭伦理问题上。
可以肯定的是,删繁就简的电影版《一句顶一万句》好好地守住了自己的局限,把问题控制在一部电影的范围之内,没有绊绊磕磕或虚情假意地去假装完全覆盖小说的内涵,而是老老实实在电影设定的范围里精雕细琢。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刘雨霖并没有借重小说广为人知的絮絮叨叨的明显特征,也没有求助于电影技艺更为熟稔的朋友,而是用自己习得的电影技艺,不计工拙地为电影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她的技艺,她的取舍,她的生涩和稚拙。尽管偶尔某个转折、某些镜头略显生涩,有些对白过于文艺,但对卑微人物的寒酸和他们似乎总是不经意的善意的捕捉,仍然让电影保持着相当不错的水准。这部电影让很多人不满的,恐怕是对主题的表达过于直接和用力,因而让小说中蜿蜿蜒蜒、千言万语说不尽的委屈变成了具体的委屈。委屈一旦具体,也就不再是委屈,而只是某个需要明确的原因。“说得着”或“说不着”的原因一经说明,电影内在的叙事张力立刻消散,剩下的只是观众等待人造悬念消解的惯性运行而已。
然而,这部属于刘雨霖的“我拍的电影”,除了百慧把父亲毁掉再买的玩具汽车丢进锅里煮,并在父亲拒绝母亲见她之后独自坐在小椅子上发呆,很难看出导演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或者她努力传达的内心世界图景是什么。说得更清楚一些,这个电影里刘雨霖观看世界的方式,主要是从刘震云即父辈那里学来的。在一部“我拍的电影”里,讲述的竟然是父辈的故事,并且是以父辈的视角来看的他们的故事,多少有些奇怪,不是吗?不是从自心生出的故事,即便加进再多自我因素,再怎样善于体察故事中人的心思,这故事也仍然是属于他者的,导演不过是某种形式上的代言人,不会是“我的电影”。
毫无疑问,刘雨霖足够聪明,聪明到模拟父辈的世界和视角,仍然拍出了一部堪称出色的“我拍的电影”。可只要还不是从她自己心里流出来的故事,不是认认真真地拍“我的电影”,再多的聪明也只能让人觉得心里奇痒无比的地方始终不会被搔到——这或许才是电影未能得到更多认可的真正原因。深夜独坐的小百慧,其实已经有了属于她自己的孤独,不同于她的父亲牛爱国,也不同于她的母亲庞丽娜。她的孤独会长成一棵属于自己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故事,只有她自己才讲得出来,才讲得好。而父辈的故事,他们自己会讲。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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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的女儿执导《一句顶一万句》,余华的儿子将父亲的长篇搬上银幕,朱时茂的儿子成为第一个在院线公映影片的90后导演,张艺谋女儿张末的导演处女作也开始上映。一时间,“艺二代”集体进入了导演界。
毫无疑问,“艺二代”是个光环,意味着更高的起点、更多的资源。但与此同时,父辈的影子兜头笼罩,也未必不是一种创作上的掣肘。如何真正用电影来说自己眼中的故事,也许是摆在这些“艺二代”面前的急迫课题。
刘雨霖执导、根据其父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上映之后引起了两极化评论和较低的评分,我觉得原因出在其基本态度。对刘雨霖来说,这是一部她拍的电影,却没有表达出她自己的态度。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从电影和小说的比较开始。根据杰出小说改编的电影,早就有个几乎禁咒的公理,即便导演再怎样费心尽力,读过原著的人就是不容易买账。除了对原著初恋式的热情,还有阅读时对人物和情境的想象,电影一旦把这些落实,再怎么出色,也无法与此前的内心印象竞胜。
虽然《一句顶一万句》由刘震云亲自操刀改编,但兴许是因为容量的问题,电影仍然不得不大幅删减内容——人物由原著的上百人缩减到电影里的七八个人,时间和空间由十几年的千里奔波收紧到一个家庭的分分合合。更重要的是,复合在原著小说里有雄浑的历史景观和复杂的文化思考,不得不在电影里落实到家庭伦理问题上。
可以肯定的是,删繁就简的电影版《一句顶一万句》好好地守住了自己的局限,把问题控制在一部电影的范围之内,没有绊绊磕磕或虚情假意地去假装完全覆盖小说的内涵,而是老老实实在电影设定的范围里精雕细琢。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刘雨霖并没有借重小说广为人知的絮絮叨叨的明显特征,也没有求助于电影技艺更为熟稔的朋友,而是用自己习得的电影技艺,不计工拙地为电影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她的技艺,她的取舍,她的生涩和稚拙。尽管偶尔某个转折、某些镜头略显生涩,有些对白过于文艺,但对卑微人物的寒酸和他们似乎总是不经意的善意的捕捉,仍然让电影保持着相当不错的水准。这部电影让很多人不满的,恐怕是对主题的表达过于直接和用力,因而让小说中蜿蜿蜒蜒、千言万语说不尽的委屈变成了具体的委屈。委屈一旦具体,也就不再是委屈,而只是某个需要明确的原因。“说得着”或“说不着”的原因一经说明,电影内在的叙事张力立刻消散,剩下的只是观众等待人造悬念消解的惯性运行而已。
然而,这部属于刘雨霖的“我拍的电影”,除了百慧把父亲毁掉再买的玩具汽车丢进锅里煮,并在父亲拒绝母亲见她之后独自坐在小椅子上发呆,很难看出导演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或者她努力传达的内心世界图景是什么。说得更清楚一些,这个电影里刘雨霖观看世界的方式,主要是从刘震云即父辈那里学来的。在一部“我拍的电影”里,讲述的竟然是父辈的故事,并且是以父辈的视角来看的他们的故事,多少有些奇怪,不是吗?不是从自心生出的故事,即便加进再多自我因素,再怎样善于体察故事中人的心思,这故事也仍然是属于他者的,导演不过是某种形式上的代言人,不会是“我的电影”。
毫无疑问,刘雨霖足够聪明,聪明到模拟父辈的世界和视角,仍然拍出了一部堪称出色的“我拍的电影”。可只要还不是从她自己心里流出来的故事,不是认认真真地拍“我的电影”,再多的聪明也只能让人觉得心里奇痒无比的地方始终不会被搔到——这或许才是电影未能得到更多认可的真正原因。深夜独坐的小百慧,其实已经有了属于她自己的孤独,不同于她的父亲牛爱国,也不同于她的母亲庞丽娜。她的孤独会长成一棵属于自己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故事,只有她自己才讲得出来,才讲得好。而父辈的故事,他们自己会讲。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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