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四青年的矛盾一生

　　 　　本报记者　曲鹏
　　在20世纪上半期的学术界与政界叱咤风云的傅斯年,在近代史叙事中却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直至二十多年前才开始浮出水面,恢复舞台中心人物的身份。这与学界相关研究的推动不无关系。台湾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199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专门讨论傅斯年的学术心路、思想历程,近日由三联书店再次推出中文版。在书中,王汎森写的不是完整的傅斯年传记,他关注的是“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通过处于“后传统”“后科举”“后古史辨”时代的傅斯年,借以观照他这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心态之起伏变化。
>>　新旧自我之争引发“一团矛盾”
　　在王汎森看来,傅斯年之所以能够成为青年领袖、学术领袖、政坛清流,并不在于他个人如何传奇,时代背景才是理解傅斯年的第一重关键因素。
　　傅斯年先祖傅以渐是清朝首位状元,在聊城,傅家也算得上书香世家。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童年时代恰逢光绪和宣统两皇帝统治之下的文化转型期,新式学校成立,但在保守祖父的特别关注下,他依然接受了较为完整的私塾教育。傅斯年晚年曾认为自己一大遗憾就是耗费了太多精力在中国古典教育方面,但不可否认,这些都为他日后成为历史学家和古文学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学时代的傅斯年,数学、英语和中文成绩优异,毕业时却放弃了通向新学的算学和外国文这两条关键路径,选择进入北大国文系,也表明了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热情。进入北大预科班学习的时候,傅斯年便已声名鹊起,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孔子之后第一人”之称。在王汎森看来,这样的名声“有助于他后来成为学生领袖”。
　　在北大就读时,傅斯年接触到胡适、陈独秀等教授传播的新思想,对传统观念的信仰彻底动摇了。按照他的观点,儒家传统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力量,“百分之九十的经典只能用来糊窗户,或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儒家已经毫无希望,并即将崩溃”。
　　缘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及寻找医国之方的愿望,1918年,他将目光转向新文化运动,认为学术的落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宣称只有西方的学术才能称为学术,中国的传统应该被完全抛弃。
　　作为文化批判者的傅斯年强烈批判中国传统,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大量浮泛的西方知识输入中国,但旧的自我仍然与传统情感紧密结合。王汎森发现,困窘、歧异和矛盾在当时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显著,被冠以“一团矛盾”的诨名。比如,他与好友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杂志,这本主要介绍西方思潮的刊物发刊词却是傅斯年用他和朋友们发誓要消灭的文言文写成的；他珍视传统的家庭关系,但也相信传统家族体系对社会的未来有害,甚至在宿舍墙上悬挂了“四海无家,六亲不认”的条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成为北大学生领袖。这年夏天,他大学毕业,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在上海等船赴欧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新旧自我之间的斗争:“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两三千年的历史……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

>>　不做读书人,要动手动脚找东西
　　对儒学、道家、佛教都感到失望的傅斯年,为了弄清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转向心理学寻求解释,1919年冬,他到英国学习心理学。在欧洲游学七年,尽管没有获得任何学位,但实证主义、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及比较语言学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5年至1926年间,傅斯年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东方学和历史语言学。在七年的游学生涯之后,傅斯年逐渐回归到最熟悉的领域。
　　回国后,受胡适影响,傅斯年政治立场逐渐转向国民党。他怀着建立一个新学术界的雄心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
　　通过企业家式的管理和广泛的私人关系,他所领导的史语所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当时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专业史家、考古学家、历史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
　　傅斯年认为学者必须改变将读书等同于研究学问的态度,历史学只有不断运用新的原始资料才能取得进步,“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向全国派出大批调查组,到遥远的山区和乡村开展人种学调查,并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史语所主持的安阳殷墟发掘曾震惊世界。
　　对于传统的历史编撰方式,傅斯年表示厌恶,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道德判断和政治偏见,他呼吁历史编撰的专业化,尽量与道德和政治事务保持距离。他反对过度诠释和通论,甚至认为钱穆的著作只称得上是“一个好教书匠的著作”。王汎森发现,傅斯年的新史学因回避任何伦理的或政治的评论,而被批判为对当下的现实冷漠。史语所殷墟考古发掘成功后,许多人期待傅斯年加入与政治相关的“商代是否是奴隶社会”的争论,这是确定“五阶段论”在中国历史中的适应性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傅斯年对此却表示沉默,他坚持历史学家的天职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这一时期,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论述,是以“夷夏东西说”重建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同时,他也因研究古代中国道德哲学起源而闻名。他相信中国的落后源于中国的内省道德哲学。他谴责孟学的传统,开始相信朴素实证主义。

>>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焦灼
　　傅斯年曾经说,自己“不能离学术太远,也不能在学术里呆太久”。王汎森引用这句话指出了傅斯年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困境。作为一个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学者,傅斯年对于身边的政治和现实的中国,始终不能忘怀,这是他最终走上政治道路的原因。
　　出于对军阀政治的厌恶及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失望,傅斯年等许多五四青年决定远离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做学问不问实际应用”,主张先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谈政治”的理想被看作是对当下现实的懵懂无知和漠不关心,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负。在王汎森看来,傅斯年一直在“一团矛盾”中寻求突围。
　　傅斯年曾“禁止通过编写历史或制造任何历史哲学来回答当下的政治问题”。但“九一八”事变后,他也在思考“书生何以报国”这个问题。1932年,傅斯年仓促编写出肤浅而主观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以驳斥日本推销的《大东亚民族史》等历史书,同时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傅的写作,与史语所定下的客观性的历史原则相抵牾,他的“民族情感压倒了学术规范”,因此备受同行批评。
　　上世纪30年代,顾颉刚、费孝通等人追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西南地区,在当地做起了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揭示少数民族的多样性以及他们与汉族的区别。当时日本极力宣扬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汉人没什么民族联系,怂恿他们脱离中国政府。出于爱国情怀,傅斯年认为这些学者“无聊”,不应该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上添乱。
　　抗日战争期间,一些五四青年推崇民族传统,人们也要求傅斯年开讲座,通过诉诸民族尊严感来唤起同胞的精神。傅斯年极不情愿放弃他反传统的理想,有时在公开演讲中坦承中国拥有光辉的往昔,却从不发表这些演讲的记录。
　　抗战中,傅斯年既担任史语所所长,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对政府不端行为充满火药味的批判,赢得了“傅大炮”的绰号。傅斯年因对两位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的攻击而著名,最终促使他们辞职。这些攻击言行使他在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清流”代表,而做一个“清流”成员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职业从政者。傅斯年说,他之所以介入政治,仅因他不能忘生民之幸福。因此,他在学术之“门里门外跑去跑来”。他坦承,自己唯一真正合适的工作就是做谏臣,而不是高官。

>>　晚年回归传统,反对全盘西化
　　1948年末,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傅斯年将史语所迁往台湾,1949年1月,他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尽管他只在台大工作了不到两年,但在此后台大任一民意调查中,他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
　　当白色恐怖弥漫之时,傅斯年尽力维护学术尊严,抵制警察闯入台大校园。他的名言是:我所办的是大学,而“不兼办警察”事务。
　　在台大,他将自己曾激烈抨击的《孟子》列为一年级学生的必读书,还设立奖项来奖励关于《孟子》一书的优秀论文。这一转变始于1941年。那一年,遗传性高血压差点夺走他的生命。躺在病床上,他重新评价了曾在新文化运动中蔑视的孟子哲学。胡适曾在一封信中劝他:“我想老兄还是读读山东土产《论语》《孟子》,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达人情,近乎人情的风度……或更可以减低几十度血压。”傅斯年坦白说,经历了1941年生与死的较量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皈依了中国道德传统。
　　在晚年,傅斯年对传统和现代之间关系的思考也发生了转变。五四期间,他相信传统能够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但在1949年,他转而攻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全盘西化”的口号不通之至,而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他曾认为摧毁传统是引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但晚年的他似乎相信新的和旧的可以并存。
　　还未来得及将晚年变化如此迅速的思想系统整体表述出来,1950年傅斯年因突发疾病,骤然离世。
　　作为一个近代学者,傅斯年终于难逃历史与政治的牵绊,无论是终被政治主宰,还是晚年回归传统、反对全盘西化,王汎森坚持认为,他的骨子里仍是五四精神的薪火传人,仍是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坚强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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