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提供了跨文化交流和移民新文学的迷幻样本
□钟倩
同是在日本出生的作家,石黑一雄很多地方与村上春树比较相像,热爱爵士乐,梦想当个音乐人。他的第一部小说《群山淡影》,主人公是移居英国的日本妇人悦子,因为处理自杀女儿身后事回忆起二战后在长崎的生活。《被掩埋的巨人》是借英国后亚瑟王时代的奇幻传说,阐述民族与个人面对历史宿怨时该如何在记忆与宽恕之间做出抉择。如果说《群山淡影》彰显的是“国际移民一种身份缺失之不可弥补的悲剧性”,那么《别让我走》探讨的则是伦理的冲突,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故事。不难看出,无论是时间、记忆、自我欺骗,还是伦理矛盾,他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大的视野,他关注的是当下世界越来越普遍的问题,这也许是他摘得诺奖的重要原因。
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也是各界关注的热点。全球化背景下,作家如何破解与创作母土之间的冲突?以《上海孤儿》为例,主人公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闻名全国的大侦探,但他童年时期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上海,始终忘不了在上海听说的一起失踪案。石黑一雄写一个英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对他而言是跨文化的生存。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会让人困惑以至于迷惘,但有些作家能寻到“和解”的出口,那就是自由。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在多次被问到回俄国的问题时,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他带走的与其说是童年,不如说是可携带的母语。
纳博科夫19岁之前在俄国,38岁之前在欧陆,38岁去了美国,57岁后去了瑞士长住。他的《普宁》令我记忆深刻:一位俄国流亡的老教授在美国学府教书,与周围格格不入,同事嘲弄、妻子离开,他钻进故纸堆中,研究俄罗斯古典文学,聊以自慰。“没有童年生活的那种环境,任何地方都不令我满意……我一直长期积累微不足道的力量来迫使自己不再想俄国。不错,我摸爬滚打成了那诱人的东西——‘正教授’,可心底里我觉得自己是个卑微的‘访问讲师’。我有几次对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脑子里会立刻响起雪崩的巨鸣声；雪崩卷走了成百处遥远的所在；我一旦做安家之举于地球的某一角,那些地方在我脑中就都被毁了。”可以说,“普宁”就是纳博科夫移民身份的困扰,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小说母土的再造。“一个没办过丧礼、没坟茔之地很难成为故乡；而没有童年、没有故居房子之地也很难成为小说母土。”纳博科夫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一下子就置身于美国最好的方面,置身于丰富多彩的知识学术生活中,置身于随和善意的氛围里。我把自己埋在美国的大图书馆里,置身大峡谷中。”显而易见,他是用贵族的素养和文学的自信成功跨越这种文化的沟壑。
回到被称为“简·奥斯丁和卡夫卡融合体”的石黑一雄,我们同样也看到移民作家的生存镜像——“一个穿着手肘带补丁的灯芯绒外套的普通人”,如何在文明的进程中向上求索,石黑一雄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和移民新文学的迷幻样本。“他不光在重述过去,他也在探索你为了作为个人或社会而活下去所不得不遗忘的一切(瑞典学院秘书长莎拉·达纽斯语)”,最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全人类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信心与悲悯。借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话说,“过分野心的构思在许多领域里都可能遭到反对,但在文学中却不会。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只有诗人与作家赋予自己别人不敢想象的任务,文学才得以继续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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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在日本出生的作家,石黑一雄很多地方与村上春树比较相像,热爱爵士乐,梦想当个音乐人。他的第一部小说《群山淡影》,主人公是移居英国的日本妇人悦子,因为处理自杀女儿身后事回忆起二战后在长崎的生活。《被掩埋的巨人》是借英国后亚瑟王时代的奇幻传说,阐述民族与个人面对历史宿怨时该如何在记忆与宽恕之间做出抉择。如果说《群山淡影》彰显的是“国际移民一种身份缺失之不可弥补的悲剧性”,那么《别让我走》探讨的则是伦理的冲突,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经历和他们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故事。不难看出,无论是时间、记忆、自我欺骗,还是伦理矛盾,他的作品中都有一种大的视野,他关注的是当下世界越来越普遍的问题,这也许是他摘得诺奖的重要原因。
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也是各界关注的热点。全球化背景下,作家如何破解与创作母土之间的冲突?以《上海孤儿》为例,主人公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闻名全国的大侦探,但他童年时期和父母一起生活在上海,始终忘不了在上海听说的一起失踪案。石黑一雄写一个英国人在中国的故事,对他而言是跨文化的生存。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会让人困惑以至于迷惘,但有些作家能寻到“和解”的出口,那就是自由。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在多次被问到回俄国的问题时,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他带走的与其说是童年,不如说是可携带的母语。
纳博科夫19岁之前在俄国,38岁之前在欧陆,38岁去了美国,57岁后去了瑞士长住。他的《普宁》令我记忆深刻:一位俄国流亡的老教授在美国学府教书,与周围格格不入,同事嘲弄、妻子离开,他钻进故纸堆中,研究俄罗斯古典文学,聊以自慰。“没有童年生活的那种环境,任何地方都不令我满意……我一直长期积累微不足道的力量来迫使自己不再想俄国。不错,我摸爬滚打成了那诱人的东西——‘正教授’,可心底里我觉得自己是个卑微的‘访问讲师’。我有几次对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可以永久安家了。可是,我脑子里会立刻响起雪崩的巨鸣声；雪崩卷走了成百处遥远的所在；我一旦做安家之举于地球的某一角,那些地方在我脑中就都被毁了。”可以说,“普宁”就是纳博科夫移民身份的困扰,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小说母土的再造。“一个没办过丧礼、没坟茔之地很难成为故乡；而没有童年、没有故居房子之地也很难成为小说母土。”纳博科夫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一下子就置身于美国最好的方面,置身于丰富多彩的知识学术生活中,置身于随和善意的氛围里。我把自己埋在美国的大图书馆里,置身大峡谷中。”显而易见,他是用贵族的素养和文学的自信成功跨越这种文化的沟壑。
回到被称为“简·奥斯丁和卡夫卡融合体”的石黑一雄,我们同样也看到移民作家的生存镜像——“一个穿着手肘带补丁的灯芯绒外套的普通人”,如何在文明的进程中向上求索,石黑一雄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和移民新文学的迷幻样本。“他不光在重述过去,他也在探索你为了作为个人或社会而活下去所不得不遗忘的一切(瑞典学院秘书长莎拉·达纽斯语)”,最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全人类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信心与悲悯。借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话说,“过分野心的构思在许多领域里都可能遭到反对,但在文学中却不会。只有当我们立下难以估量的目标,远超过实现的希望,文学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只有诗人与作家赋予自己别人不敢想象的任务,文学才得以继续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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