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高粱红
□张平
我的家在鲁南,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也是抗日“神兵”运河支队的故乡。
小时候家乡最耀眼的庄稼是高粱,一到秋后,村的四周被一片片红彤彤的高粱包围。后来大队为了增加粮食的多样化,开始种玉米、地瓜、大豆、谷子……那年高粱红的季节,大队开始刨高粱,从山旁到村边,男劳力只管刨,女同志在后边收拾高粱头,高粱秸要一个个两头捆好,晾晒完了是可以卖的,或者留着盖屋当秫秸把用。
几天过后,刨到村前头一块“三岔河”的高粱地,那片地土质肥沃,高粱秸秆粗壮,高粱也饱满。不过老百姓关心的,是村东大群的野兔子都集聚到这里,因为别的地块已经容不下它们藏身,这里三面环水,去干活的必定能有收获。
队长点完名,社员干起活来。地里能看到野兔紧张地东奔西跑,有的开始向外面的人群冲刺。那时我还光着屁股,指着野兔,“这里,那里”地高喊。野兔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四散而逃,社员暂时放下手里的活在兔子后面追逐,很多很多的野兔逃之夭夭,我只是跟着兔子后边起哄。晚上回家的路上,大家都在谈论和野兔奇遇的那一瞬间,也有人骄傲地举起手中的兔子,大声讲着抓兔子的经过。王二麻子更是骄傲地说:怎么那么巧,兔子从我身边跑过,我不慌不忙只一镰刀过去,野兔便应声而倒……几只野兔丰富了餐桌,也在饭后增加了几多笑谈。
我初中毕业,责任田已经承包了几年；家乡的种植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粱不再是生活的主食,而成为方便生活的附属用品,为了能刷秫、编扫帚,家家还是要种植的。我初次拿起锄头,开始耪玉米高粱。父亲说,这锄,是你爷爷留下的唯一财产。我拿起爷爷使过的锄,知道了高粱是怎么耪的,左一锄右一锄,耪得高粱翻跟头,高粱是需要晒根的,看着高粱锄掉了,只要还有一条根连着,这棵高粱就能茁壮成长,只要耪好高粱的幼苗,总能看到九九高粱红。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每一年耪地的季节我都离不开那把锄,锄是一把普通的铁锄,我成家后,它成为母亲分给我的家产。锄头不大,正好用于锄高粱、芝麻类作物。听老年人说,爷爷是耪高粱地的高手。拿起锄,更让人想起爷爷,想起村四周曾经高粱飘香的时代。
听说,爷爷没有一分地,冬天做点小生意,春天一过高粱发芽,爷爷就靠他那把锄吃饭了。爷爷会拿着那把锄到集市上,在卖苦力的地方一站,地主的管家早早地等着他,领到高粱地边,用手一指,这些那些,高粱耪倒杂草锄净,晚上管家验罢,看到笑脸,爷爷才能拿到一天的工钱。
鲁南算是江北,就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有了大半年的青纱帐给小村做屏障,很远很远都看不到家的矮墙土屋。在那个冬雪覆盖、饥寒交迫的严冬,屋漏墙塌,难以容身的爷爷忍无可忍,加入了运河支队,跟随部队转战在运河两岸,打鬼子除汉奸。
运河支队是抗日战争中活跃在苏鲁边界、运河两岸的一支著名抗日武装,创建于1940年1月,由罗荣桓政委亲自命名。一直到我初二才知道,爷爷是一名烈士,牺牲在台儿庄区南洛村一块高粱地边的水沟里。
爷爷知道高粱地能藏龙卧虎,要想家乡安宁,不能做缩头乌龟,得敢于走出来和敌人斗,刀对刀枪对枪。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爷爷负了重伤不幸被俘。听说那年刚收完高粱,爷爷被反绑着双臂,敌人把他推出村外,站在光秃秃的田野旁,默默看着家乡,破烂的棉衣撑起一副坚强的身板；枪响了,爷爷像山一样轰然倒在田边的深沟里……没有人收尸,几天后还是一位好心的村民就地用土把爷爷掩埋,不让英雄暴露尸骨……
1984年的清明,一天的倾盆大雨,爷爷的忠骨回归故里。父亲跪在爷爷的棺柩前,任凭高粱撒了三遍,也止不住那悲痛的泪珠儿……雨过天晴,春暖花开,爷爷的坟茔上长出了密密的高粱幼苗,没有谁去管理它茂盛的秸秆,几乎遮挡了前面的烈士碑。在微风的吹拂下,匍匐摇摆,犹如指向前进的号角。一直到秋后,高粱红了整个坟头,也没有谁去碰那高粱红,任由天空的鸟儿采食或又撒回大地。我们年年都给烈士爷爷扫墓,坟茔上总有高粱出现。
现在,家乡见不到高粱红了；生活快节奏的今天,什么省事种什么,一季小麦接下来一季玉米,都是机播机收,早已不见高粱的踪迹。
后来,高粱在爷爷坟茔上消失了。一年清明我跟父亲给爷爷扫墓,临走,父亲在挎包掏出一小把高粱种跟我们说,以后年年清明扫墓都要在爷爷的坟茔上种上点高粱。
到了秋天,再去爷爷的坟茔,远远看到一棵棵红高粱,像爷爷那杆战斗的枪,屹立在烈士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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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在鲁南,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也是抗日“神兵”运河支队的故乡。
小时候家乡最耀眼的庄稼是高粱,一到秋后,村的四周被一片片红彤彤的高粱包围。后来大队为了增加粮食的多样化,开始种玉米、地瓜、大豆、谷子……那年高粱红的季节,大队开始刨高粱,从山旁到村边,男劳力只管刨,女同志在后边收拾高粱头,高粱秸要一个个两头捆好,晾晒完了是可以卖的,或者留着盖屋当秫秸把用。
几天过后,刨到村前头一块“三岔河”的高粱地,那片地土质肥沃,高粱秸秆粗壮,高粱也饱满。不过老百姓关心的,是村东大群的野兔子都集聚到这里,因为别的地块已经容不下它们藏身,这里三面环水,去干活的必定能有收获。
队长点完名,社员干起活来。地里能看到野兔紧张地东奔西跑,有的开始向外面的人群冲刺。那时我还光着屁股,指着野兔,“这里,那里”地高喊。野兔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四散而逃,社员暂时放下手里的活在兔子后面追逐,很多很多的野兔逃之夭夭,我只是跟着兔子后边起哄。晚上回家的路上,大家都在谈论和野兔奇遇的那一瞬间,也有人骄傲地举起手中的兔子,大声讲着抓兔子的经过。王二麻子更是骄傲地说:怎么那么巧,兔子从我身边跑过,我不慌不忙只一镰刀过去,野兔便应声而倒……几只野兔丰富了餐桌,也在饭后增加了几多笑谈。
我初中毕业,责任田已经承包了几年；家乡的种植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粱不再是生活的主食,而成为方便生活的附属用品,为了能刷秫、编扫帚,家家还是要种植的。我初次拿起锄头,开始耪玉米高粱。父亲说,这锄,是你爷爷留下的唯一财产。我拿起爷爷使过的锄,知道了高粱是怎么耪的,左一锄右一锄,耪得高粱翻跟头,高粱是需要晒根的,看着高粱锄掉了,只要还有一条根连着,这棵高粱就能茁壮成长,只要耪好高粱的幼苗,总能看到九九高粱红。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每一年耪地的季节我都离不开那把锄,锄是一把普通的铁锄,我成家后,它成为母亲分给我的家产。锄头不大,正好用于锄高粱、芝麻类作物。听老年人说,爷爷是耪高粱地的高手。拿起锄,更让人想起爷爷,想起村四周曾经高粱飘香的时代。
听说,爷爷没有一分地,冬天做点小生意,春天一过高粱发芽,爷爷就靠他那把锄吃饭了。爷爷会拿着那把锄到集市上,在卖苦力的地方一站,地主的管家早早地等着他,领到高粱地边,用手一指,这些那些,高粱耪倒杂草锄净,晚上管家验罢,看到笑脸,爷爷才能拿到一天的工钱。
鲁南算是江北,就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有了大半年的青纱帐给小村做屏障,很远很远都看不到家的矮墙土屋。在那个冬雪覆盖、饥寒交迫的严冬,屋漏墙塌,难以容身的爷爷忍无可忍,加入了运河支队,跟随部队转战在运河两岸,打鬼子除汉奸。
运河支队是抗日战争中活跃在苏鲁边界、运河两岸的一支著名抗日武装,创建于1940年1月,由罗荣桓政委亲自命名。一直到我初二才知道,爷爷是一名烈士,牺牲在台儿庄区南洛村一块高粱地边的水沟里。
爷爷知道高粱地能藏龙卧虎,要想家乡安宁,不能做缩头乌龟,得敢于走出来和敌人斗,刀对刀枪对枪。一次激烈的战斗中,爷爷负了重伤不幸被俘。听说那年刚收完高粱,爷爷被反绑着双臂,敌人把他推出村外,站在光秃秃的田野旁,默默看着家乡,破烂的棉衣撑起一副坚强的身板；枪响了,爷爷像山一样轰然倒在田边的深沟里……没有人收尸,几天后还是一位好心的村民就地用土把爷爷掩埋,不让英雄暴露尸骨……
1984年的清明,一天的倾盆大雨,爷爷的忠骨回归故里。父亲跪在爷爷的棺柩前,任凭高粱撒了三遍,也止不住那悲痛的泪珠儿……雨过天晴,春暖花开,爷爷的坟茔上长出了密密的高粱幼苗,没有谁去管理它茂盛的秸秆,几乎遮挡了前面的烈士碑。在微风的吹拂下,匍匐摇摆,犹如指向前进的号角。一直到秋后,高粱红了整个坟头,也没有谁去碰那高粱红,任由天空的鸟儿采食或又撒回大地。我们年年都给烈士爷爷扫墓,坟茔上总有高粱出现。
现在,家乡见不到高粱红了；生活快节奏的今天,什么省事种什么,一季小麦接下来一季玉米,都是机播机收,早已不见高粱的踪迹。
后来,高粱在爷爷坟茔上消失了。一年清明我跟父亲给爷爷扫墓,临走,父亲在挎包掏出一小把高粱种跟我们说,以后年年清明扫墓都要在爷爷的坟茔上种上点高粱。
到了秋天,再去爷爷的坟茔,远远看到一棵棵红高粱,像爷爷那杆战斗的枪,屹立在烈士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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