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之树
□肖复兴
梅英东是个美国人,他在北京宣武碳儿胡同小学做志愿者,说北京话,吃爆肚,住四合院,蹲胡同公共厕所里的蹲坑,住在那里几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消失的老北京》。书中有一节“树的记忆”,写他和他的同事朱小姐在2006年初春时节一起造访椿树胡同。朱小姐是碳儿胡同小学的英语老师,椿树胡同是她童年住过的地方。
这一节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几乎在那同时,为写《蓝调城南》一书,我也造访过椿树胡同。椿树胡同是一条老街,这条街自明清以来,特别是从清中期到民国时期,一直人气很旺。就我所知,雍正时的吏部尚书汪由敦在椿树三条住过,并把他的宅子命名为时晴斋。他走后,乾隆时期的诗人赵翼来此居住。另一位乾隆时期的诗人钱大昕,那时住在椿树头条写他的《潜研堂集》。民国时期,辜鸿铭住在东椿树胡同18号,一直住到终老。当时的京剧新星荀慧生和尚小云分别住在椿树上三条11号和椿树下二条1号。梨园宿将余叔岩住在椿树上二条,因为他有夜半三更吊嗓子的习惯,痴迷的戏迷们为听他这一嗓子,大半夜披着棉猴跑到他家院门前候着,成为小胡同里热闹非凡的一景。
我想看看2006年初春的椿树胡同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他重点写了一段朱小姐对这条胡同里椿树的回忆。在朱小姐尚未回忆之前,梅英东先入为主地介绍了一下椿树:“它的英文名字叫‘天堂之树’(tree of heaven),然而中文名字叫‘臭椿’,因为开花时味道刺鼻。在英文世界里,椿树也叫中国漆树,或贫民窟的棕榈树,因为它四处蔓延,什么环境都能生长。”
他说的不完全对。椿树有两种,臭椿是一种,另一种是香椿。椿树也并非四处蔓延,它们长得高大粗壮。如果椿树胡同种的都是臭椿,且枝干四处蔓延,怎么会有那么多达官贵人愿意居住于此?而且,他后面写到“朱小姐熟稔于椿树的季节变换,和许多老北京人一样,她盼望着那个可以采摘嫩叶的季节”,就更肯定不是臭椿,而是香椿才对。
亲历者的回忆,比后来者的记述更为真切可靠。朱小姐指着一棵椿树说:“刚发芽的时候,不是绿色的,有一点发紫,又有一点发红。”这话说得很准确,几乎所有植物发芽的时候,都不会是绿色而是紫红色。汪曾祺老先生的《葡萄月令》中写葡萄藤最初发芽的样子,就是明证。不过,说2006年朱小姐指着一棵椿树,我很是怀疑,因为那时候我去椿树胡同的时候,不要说一棵椿树也见不到了,就连那一片椿树胡同,也只剩下了东椿树胡同的东边一溜儿平房。早在1998年,那里已经建起了椿树园小区。
是朱小姐充满感情的回忆,让椿树复活:“我会爬到那棵树上面去采树叶,然后我奶奶就会把它碾碎,用来煎鸡蛋,真是太好吃了,特别的新鲜,简直跟香菜叶味道差不多,但口感要更鲜明一些。”是啊,哪个老北京人没有吃过香椿摊鸡蛋呢?在北京开春的时节,香椿芽和鸡脖韭一样,是老北京人的时令菜肴。香椿树,才会对于如朱小姐一样的北京人那么亲切,那么充满难忘的回忆。在北京众多的树木中,叶子或其他部位可以吃的,除了香椿,还有榆树。开春时捋下榆钱做榆钱饼吃,尤其在灾荒年间更是人们的渴望。在我的味蕾记忆里,香椿树和榆树就是这样的一对兄弟。
2006年的开春,我去椿树胡同,已经是第二次了。那时,梅英东笔下写到的沃尔玛和它旁边的一幢幢大厦已经落成。他说:“这一带的胡同是我觉得北京最好看的风景,而正在被一座座大厦取而代之。老槐树舒展着枝杈,斑驳的树影就洒在每户人家灰色的墙上,四合院的墙头上,春日的花枝悄悄地探出头来。”当他问朱小姐什么问题的时候,“却没听到回答,于是转过身去,发现她独自站在胡同的深处,抬起头,静静地看着那些大树。”
读完梅英东这一节“树的记忆”,我想起前两年开春在北京郊区一个新社区里见到的一位老人。他家的窗前长着一棵不高的小香椿树,他正爬在一个人字梯上伸手摘香椿芽。我正巧路过,觉得太危险,忙跑过去帮他扶住梯子,对老爷子说:“您一个人摘香椿芽,得小心,别摔下来!”他对我说:“没事!得赶紧摘点儿摊鸡蛋吃,过两天物业一打药,就没法吃了!”老爷子摘下香椿芽,爬下梯子,谢了我之后,又对我说:“现在的香椿芽不如以前的好吃了,原来住在城里的时候,院子里也有一棵香椿树,别看是老香椿树,开春时冒出的嫩芽摊鸡蛋,那味儿才叫蹿呢!”
不用说,城市胡同和四合院的拆迁,让老爷子搬到了离城里几十公里之外的郊区。尽管这里也有香椿树,还是让他忍不住想起四合院里的香椿树。他不能再如朱小姐那样重回故里静静地看着那些健在的老树,只能回忆那些老树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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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英东是个美国人,他在北京宣武碳儿胡同小学做志愿者,说北京话,吃爆肚,住四合院,蹲胡同公共厕所里的蹲坑,住在那里几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消失的老北京》。书中有一节“树的记忆”,写他和他的同事朱小姐在2006年初春时节一起造访椿树胡同。朱小姐是碳儿胡同小学的英语老师,椿树胡同是她童年住过的地方。
这一节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几乎在那同时,为写《蓝调城南》一书,我也造访过椿树胡同。椿树胡同是一条老街,这条街自明清以来,特别是从清中期到民国时期,一直人气很旺。就我所知,雍正时的吏部尚书汪由敦在椿树三条住过,并把他的宅子命名为时晴斋。他走后,乾隆时期的诗人赵翼来此居住。另一位乾隆时期的诗人钱大昕,那时住在椿树头条写他的《潜研堂集》。民国时期,辜鸿铭住在东椿树胡同18号,一直住到终老。当时的京剧新星荀慧生和尚小云分别住在椿树上三条11号和椿树下二条1号。梨园宿将余叔岩住在椿树上二条,因为他有夜半三更吊嗓子的习惯,痴迷的戏迷们为听他这一嗓子,大半夜披着棉猴跑到他家院门前候着,成为小胡同里热闹非凡的一景。
我想看看2006年初春的椿树胡同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他重点写了一段朱小姐对这条胡同里椿树的回忆。在朱小姐尚未回忆之前,梅英东先入为主地介绍了一下椿树:“它的英文名字叫‘天堂之树’(tree of heaven),然而中文名字叫‘臭椿’,因为开花时味道刺鼻。在英文世界里,椿树也叫中国漆树,或贫民窟的棕榈树,因为它四处蔓延,什么环境都能生长。”
他说的不完全对。椿树有两种,臭椿是一种,另一种是香椿。椿树也并非四处蔓延,它们长得高大粗壮。如果椿树胡同种的都是臭椿,且枝干四处蔓延,怎么会有那么多达官贵人愿意居住于此?而且,他后面写到“朱小姐熟稔于椿树的季节变换,和许多老北京人一样,她盼望着那个可以采摘嫩叶的季节”,就更肯定不是臭椿,而是香椿才对。
亲历者的回忆,比后来者的记述更为真切可靠。朱小姐指着一棵椿树说:“刚发芽的时候,不是绿色的,有一点发紫,又有一点发红。”这话说得很准确,几乎所有植物发芽的时候,都不会是绿色而是紫红色。汪曾祺老先生的《葡萄月令》中写葡萄藤最初发芽的样子,就是明证。不过,说2006年朱小姐指着一棵椿树,我很是怀疑,因为那时候我去椿树胡同的时候,不要说一棵椿树也见不到了,就连那一片椿树胡同,也只剩下了东椿树胡同的东边一溜儿平房。早在1998年,那里已经建起了椿树园小区。
是朱小姐充满感情的回忆,让椿树复活:“我会爬到那棵树上面去采树叶,然后我奶奶就会把它碾碎,用来煎鸡蛋,真是太好吃了,特别的新鲜,简直跟香菜叶味道差不多,但口感要更鲜明一些。”是啊,哪个老北京人没有吃过香椿摊鸡蛋呢?在北京开春的时节,香椿芽和鸡脖韭一样,是老北京人的时令菜肴。香椿树,才会对于如朱小姐一样的北京人那么亲切,那么充满难忘的回忆。在北京众多的树木中,叶子或其他部位可以吃的,除了香椿,还有榆树。开春时捋下榆钱做榆钱饼吃,尤其在灾荒年间更是人们的渴望。在我的味蕾记忆里,香椿树和榆树就是这样的一对兄弟。
2006年的开春,我去椿树胡同,已经是第二次了。那时,梅英东笔下写到的沃尔玛和它旁边的一幢幢大厦已经落成。他说:“这一带的胡同是我觉得北京最好看的风景,而正在被一座座大厦取而代之。老槐树舒展着枝杈,斑驳的树影就洒在每户人家灰色的墙上,四合院的墙头上,春日的花枝悄悄地探出头来。”当他问朱小姐什么问题的时候,“却没听到回答,于是转过身去,发现她独自站在胡同的深处,抬起头,静静地看着那些大树。”
读完梅英东这一节“树的记忆”,我想起前两年开春在北京郊区一个新社区里见到的一位老人。他家的窗前长着一棵不高的小香椿树,他正爬在一个人字梯上伸手摘香椿芽。我正巧路过,觉得太危险,忙跑过去帮他扶住梯子,对老爷子说:“您一个人摘香椿芽,得小心,别摔下来!”他对我说:“没事!得赶紧摘点儿摊鸡蛋吃,过两天物业一打药,就没法吃了!”老爷子摘下香椿芽,爬下梯子,谢了我之后,又对我说:“现在的香椿芽不如以前的好吃了,原来住在城里的时候,院子里也有一棵香椿树,别看是老香椿树,开春时冒出的嫩芽摊鸡蛋,那味儿才叫蹿呢!”
不用说,城市胡同和四合院的拆迁,让老爷子搬到了离城里几十公里之外的郊区。尽管这里也有香椿树,还是让他忍不住想起四合院里的香椿树。他不能再如朱小姐那样重回故里静静地看着那些健在的老树,只能回忆那些老树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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