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济南,有很多当铺,如布政司大街北口的高家当铺,府东大街上的豫顺当铺等,不过要说规模和名气最大的,当数“裕鲁当”。
“裕鲁当”位于按察司街南首路东,两扇高大的黑漆大门,上方墙内嵌着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题写的石刻横匾,同时,门口还搭建有过街木牌坊,上书“裕鲁当”三个大字,十分醒目,站在街南口的府东大街上便能看得很清楚。
史载,韩复榘主鲁期间(1930年9月至1937年12月),对财政金融十分重视。为了加强对金融的管控,他在上任之初,就采取了诸多举措,如成立平市官钱局,设立民生银行等。同时,他还鼓励民间资本发展钱庄、银号,使得山东的金融业在那几年得到较大发展。
当铺亦称“典当”,是以现金借贷为手段,借贷者以实物作抵押的交易活动。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帝国不仅在军事上进逼中国,而且在经济上也力图控制中国,山东是他们侵略的重点。史载,当年济南的当铺很多都是日本人开办的,尤其是在商埠,日商当铺,如瑞丰当、吉来当、庆来当等,更是横行霸道。他们估价低、利息高,条件非常苛刻。为了遏制日本当铺对济南市民的重利盘剥,韩复榘以“裕国便民”为宗旨,于1932年6月16日,在济南开办了“裕鲁当”。“裕鲁当”为官方注资,属于官办当铺,因而开业后颇受市民欢迎。
《1934·济南大观》对“裕鲁当”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山东裕鲁当,设城内按察司街,系山东省官典,资本金定国币三十万元。以救济民生为宗旨,以《董事会组织法》组织之。韩复榘主席为监督,辛铸九为董事长,薛映书为经理。每日出当时间:上午七点至午后五点止,中间并不休息,星期日休息半日,废(旧)历年,正月初一日休息一日,初二、初三两日上午照常,下午休息,节季临时规定。”
按照上述所说,韩复榘亲自出任“裕鲁当”监督。可是,身为省政府主席的他,是否真的亲自出任,值得存疑,我倒是对史书上的另一种说法颇为认可:“裕鲁当”的监督由时任山东省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赵新儒出任,辛铸九任董事长,薛映书任总经理。辛铸九时任济南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山东省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商界有着较高的威望,而薛映书则是韩复榘的亲戚。
当年,与其他当铺相比,“裕鲁当”虽然开办时间较晚,但规模却是最大的。开设之初,他们还制订了较为完备的《营业规则》。关于当期,规则规定:“凡物品自当入之日起,扣足十二个月为满,届期准再保留一个月,过期不赎,即行变卖。”关于当息,规则规定:“当息每月二分。第一个月后,不足十日不计息。”关于当物,规则规定:“凡农具、布棉、衣被、布匹、皮件及棉丝织物为普通人民日常需用,按物品之新旧,以值百当三十至五十为原则(笔者注:按其新旧可当三成至五成);凡贵重丝皮衣类、金银、珠钻、翠玉等非普通人日常需用者,按物品之成色,以值百当一十至三十为原则(笔者注:按其成色可当一成至三成)。”同时,规则还明确规定:“凡属军用品及违禁物品,概不收当；凡破烂、笨重、零星不能变卖或难收藏者,概不收当。”关于当物兑换货币及计算单位,规则是这样规定的:“凡当价出入均以通用银币或本埠通用钞票为准；当本以角为单位,利息以分为单位计算,以四舍五入之惯例行之。”
与其他当铺相比,由于“裕鲁当”的条件较为优惠,所以开业之后很是兴旺,因而,为了扩大经营,1934年12月2日,他们又在“进德会”(经七路济南机床一厂为其旧址),注资20万元开办了“裕鲁分当”。此外,为了与日本人的当铺相抗衡,韩复榘还以省政府之名,鼓励私人资本开办当铺,许诺在试办期内,以免纳当税6个月作为优惠条件。此举使得济南当铺业得到较快发展,对当时横行于济南的日商当铺予以巨大冲击,令他们愤恨不已。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12月下旬,在侵华日军沦陷济南之前,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顾国民政府之明令,弃守济南,逃之夭夭,并在逃离时,命令部队放火烧毁了省政府、日本领事馆、火车站、进德会、劝业场等重要建筑物,其中也包括“裕鲁当”。
据当事人过后回忆,纵火之前,“裕鲁当”监事赵新儒、常务董事李天倪、董事长辛铸九等,曾当面向韩复榘提出过反对意见,但韩复榘答复说,中央让焦土抗战,我们要奉令行事。赵新儒为此抗辩说,我们这不是抗战,而是“焦土”!此话触怒了韩复榘,令他十分恼怒,次日便电令泰安驻军,拟将在泰安的赵新儒就地正法,所幸赵新儒此时已经避居山里,逃过了此劫,而李天倪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在滕县遭到暗杀,辛铸九则被韩复榘拘留。辛铸九对此回忆说,焚毁“裕鲁当”的主谋,是时任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和第三路军的军法处长魏汉章,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窃掠当铺高档当品的罪行。
据张稚庐先生在其《“当”与山东济南自成一派的“当铺行”》文中介绍,1937年12月初的一天,“裕鲁当”在门前牌坊上贴出告示:赎当者可持当票,只付当金,不付利息,就可赎回当物。告示贴出后,“裕鲁当”热闹了几天,可是与库存的当物相比,赎回的当物只是极少数。同月中旬,“裕鲁当”再次贴出告示:凡赎当者,当金、利息均可不付,仅凭当票就可取回当物。此告示贴出后让“裕鲁当”又着实热闹了几天。12月下旬,在济南城内闻听到日寇炮声那天,有人发现“裕鲁当”已是空无一人,人们随之拥进开始了哄抢,可不多时,店内便冒出浓浓黑烟,很快大火就包围了整座建筑,“裕鲁当”就这样毁于火中。
济南沦陷后的1939年3月,日伪当局在“裕鲁当”原址成立了“裕民当”,董事长为苗兰亭,副董事长是日本人冈本先次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国民政府在没收了“裕民当”之后,在原址开办了“惠鲁当”。1948年9月,随着济南解放,“惠鲁当”被人民政府接收,随之停止营业,原址挪作他用,曾为济南纸箱厂厂址和济南市一轻局供销公司的办公场所。
济南百花公园内有处闵子骞墓园,墓园内竖立有很多往昔的石碑,当年韩复榘题写的那块“裕鲁当”石匾,如今就完好地保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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