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生于南京、长于南京的当代作家叶兆言,屡次把南京作为小说背景,堪称南京最理想的“文学代言人”,最近以这座城为主角创作的历史小说《南京传》再次引起读者关注。南京之于叶兆言,如同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上海之于王安忆、秦岭之于贾平凹……这些地方成了作家们地理意义与精神意义上的“文学根据地”,以此作坚强后盾,他们在创作中更加游刃有余。
“老南京”叶兆言 为古城南京立传
凭借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入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十部提名作品后,作家叶兆言在2019上海国际文学周带来最新作品《南京传》。
《南京传》以史为纲,爬梳剔抉南京城市历史,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叶兆言以朝代为章,回溯两千年前秣陵的一株小树苗,如何走过三国烽火、六朝金粉、南唐挽歌、明清隆替、民国风云,在历史的洪流中淬炼成形。他以史学家的哲思、文学家的笔触抖落尘埃,用时光深处的一个个人物和故事,重述古都千年的繁华与破败,落寞与顽强。在他心目中,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南京那样清晰地展现中国历史的沧桑”。
北京是做官的地方,上海是赚钱的地方。但是说到南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叶兆言、苏童、毕飞宇等一大批作家,感觉文学就是南京这个城市的气味,南京就是一座读书人的城市。这种印象,跟文人对南京这个城市的形象塑造有关。显然,叶兆言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7年,叶兆言生于南京,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是中国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作为长居南京60年的南京人,叶兆言被公认为书写南京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当代作家,是南京最理想的文学代言人。
从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到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以及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等,他一直游荡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写中国大历史的巨变沧桑。
毫无疑问,对一个作家来说,其生活记忆非常重要,文学与故乡,更是评价一个作家的永恒话题。叶兆言自己曾说,写南京不是因为它有多好、多美、多有诗意,它在城市排行榜上排第几,而是因为,南京之于他的写作,是他“坐着说话的那把椅子”。
在南京生活了几十年,叶兆言早已被城市文化所同化,养成了一种随遇而安的性格。在这座城市里,他崇尚一种独善其身的生活方式,像很多南京男人那样,他很陶醉于这样的一种小日子:他喜欢在南京小巷子深处吃一碗馄饨；写作累了会去游个泳；会给女儿做一碗好吃的凉面,在女儿的成长中难免会表现出一个父亲的唠叨；更关键的是他非常疼爱妻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女儿告诉他皮鞋不要配白袜子、T恤别塞裤子里……这些,他都记得。
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南京传》的写作就这么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平心而论,国内恐怕还找不到任何一个城市,能像南京一样清晰地展示中国历史的轮廓和框架,南京是一本最好的历史教科书,阅读南京这个城市,就是回忆中国的历史。”正是通过叶兆言的文字,我们得以一睹南京的精彩,见识这个城市的生生世世,并厘清那些历史深处枝枝蔓蔓的细节。
城市在一次又一次的繁华迷醉、兵败城破、重新建造中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短暂轮回。作家,却自古至今,生生不息地同作品一起蔓延下来,记录下这座古城前世今生的记忆。
舍不下的乡愁是文学创作的富矿
对于出生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作家们来说,农村经验几乎是绕不过去的,不仅有一批生于农村的作家,就连不少城市长大的作家也因上山下乡等在农村历练过。在文学作品中,乡村带给当代作家的影响,甚至比城市还要大一些。
很多作家有浓郁乡土情结,终其一生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乡,写故乡的风物民俗,写故乡的人事沧桑,写故乡的美好和腐朽。即便身子早已不在那片土地上了,但心还停留在那里,心灵还在时刻感应着那里,思绪也还飘荡在那里,也还在时刻回忆着那里,写出来的文字,也都是关于那里的。
莫言一生的文学中,有几个特别秘密的关键词:“白狗”“秋千”“东北乡”“高粱地”“水蛙子”。它们无一不是来自乡土的记忆。在诺贝尔获奖演讲《偷故事的人》中,他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由此可以看出,故乡对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贾平凹的故乡是陕西商洛。贾平凹说,他的生命过程中,大量时间居住在商洛地区,乡愁、乡情、乡恋,是他作品中难忘的主题。从《秦腔》到《古炉》到《老生》到《带灯》再到《山本》,都是秦岭和商洛的故事,写乡土似乎成为他写作的宿命。
对此,贾平凹解释,“故乡就是你的血地,出血、流血的那个地方。我一旦离开农村,到了西安,或者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回头看我这个老家,它感觉不一样了。站在老家这个地方再看全中国,又是看到另一种景象。两种距离不停地参照着。”
贾平凹说,自己下一部作品肯定还是写秦岭。“中国的大部分历史,实际上都发生在秦岭的南北。最早我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是见啥写啥,我把那一段儿叫‘流寇’,写作流寇,到后来是觉得应该先建立个根据地,起码是文学根据地,我才回到老家。”
如果细细盘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1981年汪曾祺发表《大淖记事》,描写故乡江苏高邮；1982年迟子建《北极村童话》,描写故乡黑龙江省漠河县；1991年刘震云《故乡三部曲》,描写河南延津县；1993年陈忠实《白鹿原》,写陕西关中地区白鹿村；1997年韩少功《马桥词典》,描写湖南汨罗；2000年张炜《古船》,描写山东龙口……
这些小说在题材上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而他们描写的小村庄,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取材于自己故乡,甚至是描绘自己的故乡。
有时,写作就是不断地在回望这个地方,不断地在辨析这些经验。把这一个地方写实了,写透了,一种有自己风格的写作可能就建立起来了。反之,如果一个作家无限地扩张自己的写作边界,贸然去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或者对自己所写的人群并没有多少感受,他就很难把自己的写作落实,容易陷入一种编造的虚假之中。把写作的边界定得小一些,反而能把一个人的写作才能集中起来,使之具有在一个点上往下钻探的力量。
永恒的文学作品需要新“根据地”
与清末民初自域外引进的新诗、散文诗、科幻文学等文类不同,乡土文学某种意义上近似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独特“发明”。鲁迅在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有过论述:“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隐现着乡愁。”
鲁迅《故乡》《祝福》等名篇,刻画的便是离乡侨寓者眼中的乡土世界,内与外的缠结、新与旧的交叠,都和启蒙者的呐喊、彷徨息息相关。自此,“返乡离乡”就成了乡土小说典型的叙事模式。故乡的草木鱼虫、风俗人情,一旦放在离乡人或返乡者现代目光的审视中,便有了独特的解读。
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写作者身份认同、精神认同的问题。地域文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血脉性的补给和滋养,而写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对地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则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追寻和认同,是那些以文学为志业的人们自我成长的必经阶段和必然产物。
而今,经过改革开放40年飞速发展,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文学生态及其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现在,不仅文学的创作者远离乡土,大多数文学读者也远离乡土。这两个群体的双重远离,无疑将催生新的文学类型、新的“文学根据地”。
在新兴的写作浪潮中,已经能明显看到这种趋向。比如80后作家,他们写乡土的情形要少了许多。这是因为,多数80后作家的生活轨迹几乎一直跟城市相伴,乡村已经成为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话题。
不过仔细看来,年轻一代也有自己的故乡情结。如今科幻、侦探、玄幻、穿越、全球漫游类型的叙事日益增多,都市小说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就包含都会情绪、白领职场、芳华生长、女性话题、社会底层等题材。
新的文学根据地正在形成。都市未必就是千城一面、单调乏味。上一代作家看来无从下笔、单面扁平的城市生活,在新一代作者那里也许会成为文学富矿。城市褶皱里的故事并不一定比乡村少,关键是有没有能力转化为文字。上一代作家或无能为力,新一代作家却义不容辞。年轻人可以迎向未来、可以回到历史,也应当正视自己所生活的都市。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越来越多善于描写都市、描写未来、描写虚拟世界、描写天下宇宙的作家,会诞生自己的审美需求,创造自己的文学根据地。文学根据地将在乡土地理之外更加纵深化与多样化。
从根本上说,根据地意味精神的归宿。一个成功构建自己文化的时代,必然会在某个角落、某个维度来重建自己的根据地。那时的根据地也许是宇宙空间站,也许是月球,也许是某个精神性处所,一个适合保持距离来存放“缓慢的灵魂”的地方。
反之,没有根据地,就意味着没有情感的沉淀之地,一旦写作既没有了对过去的深情,也没有了对未来的希望,就会流于空洞、粗疏。尽管写作是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但这个想象,终归是从一种生活根系里长出来的。
当下,无论是老一代作家,还是新一代作家,都需要思考,文学中那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只有写出穿透时间的东西:人心、永恒的命运、人性深处的真实、无从复制的个人……文学才能真正抵抗住时间的侵蚀。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文学建构了其真正牢固的根据地,就不愁后世无人来归。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时间带来的改变时,将会意识到当下文学的有限性,也将从一个更深远的意义上去开阔视野、思考人类的广阔命题,去探索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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