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伯翱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物质匮乏。当时人们提倡穿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饭碗、洗脸盆破了也要修补后再用。一辆自行车风吹日晒中骑坏了,绝对是要修了再修,两代人同骑一辆自行车是常事。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还未坏掉的共享单车堆积如山,据说要用大卡车拉到垃圾场。这在过去真是天方夜谭的怪事。
当时我们这些“红二代”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长征,经过全面抗战八年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我们从小就知道要节约每一个铜板,无不穿着补丁衣裤。刘少奇、邓小平的儿女,还有毛主席的孩子们,我也见过他们穿着大补丁衣裤上学和参加活动。周总理对自己更严苛,到北京饭店理发,他觉得这是私事,汽油费和吃一碗馄饨都必须自己掏腰包,而且还要看看发票是否和市价一样才行。公家配的车只能父母上下班或开会用,我们不能坐父母的小汽车去学校。为了上学方便,许多家长是咬牙给孩子买一辆国产自行车,不是天津的“飞鸽”就是上海的“永久”和“凤凰”,回想起来这也算是“身份”的象征了。
我告别京城下乡时,当时还是高中生的俞正声(后任全国政协主席)、贺鹏飞(贺龙元帅的儿子,曾任海军中将)以及廖承志的孩子们都骑车到我家来给我送行。我下乡到河南西华县劳动10年,其间没怎么骑过车,因为我们二队的生产地就在我们住的草屋前面。只有一次,淮阳县高中带着介绍信请我这个“北京下乡知识青年模范”去给学生做报告,在农场总支书记出面下,张队长毅然决然把他新买的心爱的二八自行车借给了我。来回有一百多里路,得四天三夜后才能归还他呀!他的慷慨和朴实使我深受感动,事后我专门到供销社买了一斤古巴黄沙糖硬塞给他以表谢意。
1972年,我经过10年劳动,被农场职工一致推选,作为首批河南工农兵学员进入河南开封师范大学。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妹妹万叔鹏特别高兴地把她的一辆男式旧自行车邮寄给我,我生平第一次神气地拥有了一辆上海生产的绿色“凤凰”二六线闸车。
毕业以后,我入伍当了军官,每月有好几十元的收入。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凭票买了一辆上海二八凤凰锰钢车,每天擦得乌黑锃亮、一尘不染。但有一次接孩子回家时,在十字路口被警察叫住了训话,围观的群众不少。我只好说:“我实在没法儿才带上我这个四岁的孩子,你这么训我,这么多人围观,咱俩都光荣吗?”那位警察同志也只好摆摆手:“算了算了,你走吧!”
1987年,我转业到国家体委宣传司,住在北京崇文区东便门,上班只有两三站路,当然是风雪无阻骑车上班好几年。其间又买了辆新车,想着把车放单位存车处吧,但无人看管。往楼道里搬了几次后嫌麻烦,也有人警告不许往走廊里放,哪怕是犄角旮旯也不成,没辙了只好往外搬。但没放两周,心爱的车就不翼而飞,让小偷得手了。当时的央视著名主持人李扬听说此事,马上让人送来一辆八成新的“飞鸽”,真够哥们儿!我忙回电话致谢。他说:“您先骑着,我这里有汽车坐。”
实际上,我上世纪90年代在体委宣传司当新闻官时,用我的出国补助费30美金买过一辆英制名牌车“凤头”,我视作收藏宝物,怕丢了,一直没敢上街骑过。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车胎也放坏了,去年换上新胎,打足气,在小区里骑上它赏花看月,古稀之人倒也脚底生风呢!
如今,各种各样的小汽车已进入千家万户,我也卸下了担任多年的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忆往昔,我曾率各省职业队三次参加泰山国际登山节自行车比赛,组织男女健儿骑登徂徕山,此后又先后率健儿们分别骑登上了黄山和庐山,《体育报》称此行为“勇开山地车比赛的先河”。
2006年,我被上海的崇明县体育局看中,委以重任。几经上下努力,终于把崇明环岛自行车的比赛发展成为今天的世界顶级赛事。各国自行车健儿云集崇明,从一开始低级别的全国业余女子自行车大赛,自2008年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今天世界顶级的国际公路自行车大赛。
1993年,当时担任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名誉主席的杨成武副主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在我陪同下亲赴福州,为我国创造了场内短距离500米世界纪录的姜翠华颁发自行车运动的最高荣誉“金轮奖”。他还在北京家中接见我们整个自行车运动队,兴致勃勃地讲到抗日战争时,他在晋察冀经常和参谋人员骑着缴获的日本自行车外出视察工作。他还特别告诉我,他的部队用有限的几发迫击炮弹击毙了侵犯我中华的“日本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使之“凋落在太行山上”。
话说回来,我国肯定是世界上自行车最多的大国,但除了场内500米、1000米等短距离国际女子比赛中曾拿过金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国女子勇夺团体赛金牌,实现了自行车运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到今天,奥运会和国际大赛男子比赛上仍没有太大突破,也就是说我国离自行车运动强国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家,万里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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