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次造假
2019年12月0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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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
  徐志摩
     □韩石山
  我原先是写小说的,上世纪90年代初,忽然放弃了小说写作,其原因,说出来怕没人会信。而在我,却是实实在在,不欺人也不欺世。简略了说,写小说,能虚构,反而易遭受批评,道理是,既然可以虚构,你怎么不这样虚构而要那样虚构?而写传记,只要传主选对了,材料第一,据实写来,纵然不合时宜,别人也不好找茬儿。
  自从写起人物传记,我给自己定下一条铁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材料上绝不能造假。写《李健吾传》,自认为做到了。连刮风下雨,若无文字记载,也不臆测捏造。然而,到了写《徐志摩传》时,我却自食其言,造了一次假。
  《李健吾传》的初版,是1997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的。到了200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又出了第二版。或许是《李健吾传》的成功,让我在传记文学界有了点小小的名声。写完《李健吾传》不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朋友问我愿意不愿意为他们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也写上一本,说是这套丛书已持续十年,到了尾声,拟定的名单里,还有三个作家无人认领,何其芳、冯雪峰和徐志摩,问我愿意写哪个。我说,那就徐志摩吧。这也是因为刚写了《李健吾传》,对徐志摩回国之初的事情有所了解,觉得写他的传记,是能出彩的。
  在《徐志摩传》上的这次造假,让我此后十多年一直问心有愧,觉得良心不安。
  事情是这样的,写到第10章《编<晨报副刊>》时,遇上这么个事儿。1925年10月,徐志摩接手编辑《晨报副刊》,风生水起,有声有色。第二年7月,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取道莫斯科前往,在莫斯科小住两天,访问一些苏方人士,参观了当地的学校,看了一些报表材料。胡适由此对苏联的教育大加赞赏,赴英途中,给他的好朋友张慰慈写了三封信。信中说,苏联的教育办得实在是好,依此趋势做去,将来说不定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张接信后,交给徐志摩,要徐在《晨报副刊》发表。胡大哥的文章,哪有不发表之理?发是发了,胡的看法,也太离谱了,志摩在发表时,加了长长的按语。徐志摩在按语中说,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仅仅根据几个报表,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希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能撇开了报表,做一次实地的考察,那时候再说这样的话。按语中还说,胡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判断失误,一是他过分注重实干精神,再就是他这几年没有出过国,“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徐志摩的批评,出语诙谐,而力量是很重的。胡适是如何应答的呢?在我看过的胡适的作品里,没有对此事的回应。而我认为,以胡适行事的坦荡,过后一定会对他的这一错误判断表示一点忏悔的意思。
  就是在这儿,我犯下了那个造假的错误。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出的初版本的第207页上,我写了这样一句话:“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的批评是对的。”
  我觉得,往后看书,定会发现这样的说法。
  过了两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修订版,问我可有改的,我说有,只是增加了1928年赴英的事,再就是《交游》中增加了《邵洵美》一节。要不要删去那句话,不是没有考虑,总觉得时间长了,会找到相关内容的,也就没有删去。
  2010年9月,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合同期满,《徐志摩传》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这时,离我写徐传已过去十一二年(动笔是在1998年),仍未找到胡适承认自己错了的文字,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将那句话删了。
  新的《徐志摩传》中,那一节的末尾,没了那句话。我的心是安下来了,但寻找胡适承认错误的想法,并没有从我的脑子里排除。我总觉得,以胡适的胸襟,是应当承认自己当年看走了眼的。
  2014年,正在写长篇历史小说《边将》,三晋出版社的社长张继红先生要我给他们社写一本《徐永昌传》。起初没有答应,后来见说得恳切,也就应承下来。我的想法是,《边将》的构思已定,只是写的事了,可以边写《边将》,边看《徐永昌传》的资料。《边将》一旦脱稿,就可以写《徐永昌传》了。为此我从台湾买了一大批关于徐永昌的书,内中有“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的《徐永昌日记》10大卷。当时小孙子出生,我与老伴都住在北京儿子家。一天晚上,看《徐永昌日记》看到第11册,即“民国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之卷,在四十三年三月八日条下,分明记着:“胡适之五日在某杂志社欢迎会上演说,曾言忏悔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赖,认为应对资本主义重新估价并力主勤俭起家。”
  掐指一算,从写徐传此节到找见这个材料,竟用了十六年的时间!
  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徐志摩传》的插图本,问我可有修订的,我说有,便将原本删去的那句话恢复过来,并补上一个小注,说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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