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杨学莹 逄春阶

    报纸上不见他的名字，但每一张报纸都与他有关；34年如一日，他以印刷机器为笔，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众报人的行列里。他，就是大众日报社印刷厂、大众华泰印务公司总工程师万向东。

    身材瘦削、一身蓝工装，口袋里揣一副油渍渍的白手套，初见万向东，他正在车间里和德国工程师研究方案，身后3层楼高的高宝宽幅印刷机就是他们刚刚吊装完成的作品。

    这是老万平生第7次装印刷机了。只是这次他遇到了一个“庞然大物”：印刷机价值1.1亿元人民币，在德国汉堡整整装了两船，从黄岛港用50多辆大货车才拉来。

    在万向东的指挥下，只用了35个工作日，这个“大家伙”硬是在不到机身面积2倍大的狭小空间里组装了起来，还没耽误周边印刷机正常印报。连德国工程师斯蒂芬·托玛都感到不可思议：“这是我遇到的最难的一次吊装！”

    “一寸一寸地往上吊，我都不敢在现场久看！”印务公司总经理高金华说，“一个印刷塔几千万啊，蹾一下就废了。最险的一次，折报机距离龙门吊两侧钢梁不到1厘米！”

    老万55岁的人了，在这样紧张的环境里，每天7：30到厂，一干就是11个小时。“这都不算什么。设备装好了，你来回端详端详，比看着自己的孩子还高兴！”他平静地说。

    胆大心细，看到机器眼睛就发亮

    老万自言，三十多年干了六个字：拆了装、装了拆。胆大心细的他看到机器眼就发亮。

    进口印刷机“环球70”的送报龙骨原来是“拧麻花”形的，报夹经常坏，一换就得半小时，报纸时效大受影响。2009年，老万领着技术人员琢磨来琢磨去，把“麻花”捋成直线，设备故障大大减少，报纸时效一下子提了上去。

    设备使用中哪儿出现问题，老万都敢碰。版夹弹簧常坏，他和同事们改成窄缝扣版；轴承点供油易堵，他们改成淋油方式；最传奇的一次，是他们用摩托车链条轮取代印刷机上的齿形带，原本三两个月就坏，这回一用就是11年。

    其实，老万并非科班出身。1976年，他21岁刚进大众日报社印刷厂时，只是个高中毕业的返城知青，就是凭着一股钻劲儿，他一步步成了拿过山东印刷科技进步一等奖的专家。

    他像海绵，吸收着一切有用的水。1992年，报社头一次上进口印刷机，万向东作为安装负责人去日本学习，震惊于两国印刷科技的巨大差距，他回来报了英语大专；当上了公司副总经理，他接着读了经济管理本科；计算机刚兴起，很多年轻人还不会，他自己先鼓捣会了。现在的印务公司厂房，就是他2001年拿电脑设计出来的。

    “没觉得苦，我喜欢这个行当！”

    34年前，作为下乡知青的万向东从兖州返城，进入大众日报社印刷厂，当上印刷工人，从此一头扎进了“墨斗”里。

    “有一次，我去厂里找他，同事把他叫出来，我都认不出来了：满头满脸都是油墨，只有牙齿还是白的！”袁秋云笑着回忆起他们谈恋爱时的情景，“直到现在，我也没让他和过一次面。”

    那时候，干印刷不仅脏、累，还有危险。化铅浇版、穿纸、擦辊子，烫脚、挤手、中铅毒是常事。老万也在机器上伤了腰、挤了手，但他从不后悔：“没觉得苦，我喜欢这个行当！”

    老万干起活来非常投入、忘我。工友李树军还记得，装70机烘箱时，需要从离地十来米高的窗口往里穿电线，当时已是副厂长的万向东第一个爬上梯子，翻进窗，站到凳面宽的线盒上，背贴着墙愣是穿了1个多小时，看得大伙直冒汗。老万自己却不以为意：“这有啥，我又不恐高！”

    老万当了15年副厂长、副总经理，上班第一件事还是钻到车间看他的机器。他说，这就跟老农看不到他的庄稼心里不踏实一样。大众报业集团社委、曾任大众华泰印务公司董事长的张军说：“当一个人确立了‘业务立身’的目标，就会把乌纱帽的大与小看得轻了，就会把名与利看得淡了。老万就是这样的人。”

    墨色常新鬓已霜。万向东仍然记得当年叫班老人的夜半铃声，记得熔化铅版的火光。出报就是命令，尽管他们的名字不能留在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