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正月初七凌晨四点，爷爷平静地走完了他八十七岁的人生。爷爷一生虽多灾多难，却顽强生存，他勤劳能干，善于持家，乐于助人，善良正直，被乡邻称了一辈子好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农民的标本。

    爷爷一生历尽磨难，三次大难不死。他八岁左右父母双亡，他的父亲往上三辈单传，没有近支，缺依少靠。他回忆说，当时给财主放猪，进了冬天还没鞋穿，在山上猪乱跑，他赶紧去追，经常踩到蒺藜窝里，扎一脚底板子的蒺藜，也顾不上一个个去摘，只用手一扑拉，撵猪要紧。他有一个弟弟，五六岁被人打死在街头，一直不知道是被谁因为什么打死的。到后来，他的大姐出嫁，他随着到了外村，他的两个妹妹，被一个远亲收留。童年时期的处境凶险异常，他能活下来，实属不易。

    日本鬼子占领时期，他十六七岁。一次他和姐夫去外村用小车推粮食，过鬼子的封锁沟，绕道吊桥路太远，两人见附近没鬼子，就把粮食从车上卸下来，一袋袋扛过封锁沟。扛了一半，鬼子来了，他姐夫跑了，抓住了他。鬼子叫他跪在河滩上，枪顶在头皮上，“咔”一声拉上了枪栓，鬼子只要手指一动，他就将没命。这时沿着河滩来了一个骑马的鬼子军官，让他站起来，叫他回去告诉乡亲，以后走路过吊桥，不准跨封锁沟，把

    他放了。他回忆说，当时自己也没想到还能活下来。这是他第二次死里逃生。

    第三次是在一九六0年大跃进时期，全国性粮荒。当时还在吃食堂，每顿饭每人只有一小勺糊糊菜汤，全家人一共有半小盆。爷爷在院子里种了几墩毛芋头，每次扒几块稍大的搁在汤里在煮煮，全家吃。我父亲兄妹五人，当时都在十岁上下，正是能吃又不懂事的时候，等他们吃完，已是锅干盆净，爷爷只是到水缸边喝两瓢凉水，紧紧腰带就上地干活，渐渐地就撑不住了。他回忆说，饿死一点都不难受，只是嘴慢慢地被糊住了，张不开了。当时请医生要到大队批条子，奶奶拧着小脚，哭着找到大队里。大队干部正在开会，当时的妇女主任说，孙敬文(爷爷的名字)不能死，他死了，那群孩子谁给他拉巴?给开了条子。医生去到看了看，叹了口气说:“饿的，挂葡萄糖吧。”一瓶葡萄糖打了一半，爷爷就张开了嘴。他一辈子都认为，葡萄糖是最好的药。

    爷爷年轻时三次死里逃生，晚年又经历了两次大悲。一次是他近八十岁时，我父亲因病去世。当时，我到他住的屋告诉了他这一噩耗，奶奶含泪说:“我们不去了，不敢看。”爷爷目光呆滞，嘴张了几张，也没发出声来。老年丧子，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过了三年，奶奶去世了，又让他悲痛难

    当。爷爷奶奶结婚六十余年，相濡以沫，感情很好。奶奶喜欢热闹，年纪大了还经常赶集。奶奶小脚，走路不便，每次赶集爷爷就用手挽着奶奶，从不避人。老头老太太手挽手赶集，这在当时的农村成了一道风景。有时没去，还有人问:怎么没见那老两口赶集?

    爷爷一辈子勤劳能干，善于持家。结婚后回老家时，他姐夫给他一点钱他没要，只是从山上拾了一挑子柴火，担到集上卖了，这就是他立家的启动资金。到解放后合作化时，他已拥有了二十多亩地。干活他从不知道累，他曾说，年轻时不知道累是什么。种地种到八十岁，实在爬不动山了，他才恋恋不舍地把地交给别人种。

    爷爷一辈子乐意助人。他有一手绝活:苫屋。以前村里的房子都是草屋，易漏。可是经他手苫过的屋，十年不兴漏的，所以找他的人特别多，他从来没说过推脱的话，叫去就去。夏天雨水大，屋漏的多，常常几家排队等他，他一一去干好。有时干完活天还早，他干完就走，连口水也不喝，主人家怎么也拉不住。后来和我说起来时我问他原因，他说，六月地里草疯长，不紧耪自留地就荒了，真没有喝茶的空。村里的草屋，几乎没有不经他的手的。他去世时，村里人几乎都去了。

    爷爷为人正直，不贪小便宜，后来到生产队里看场

    屋。在他之前，曾有几任看场屋的，都因私拿公家的东西而干不长。到他去看，从没让人说过不是，干了二十多年，一直到生产队解散。我因此也跟着沾了光，从小跟他住在场屋里，直到初中毕业考学离开家乡，所以我们爷俩特别亲。

    二00七年年底，腊月二十六，我去看他。爷爷已卧床不起，他拉着我的手说:“大孙子，你爷爷这回够呛了。”我宽慰他说:“没事，开春暖和就好了。”到年后正月初六，爷爷已近油干灯枯。我们轮流守着。我守到半夜，换去休息，又困又乏却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起来，到爷爷身边，和本家的一个大叔说话。夜深人静，我倒了一杯酒，抓了一把花生米，借以御寒。和大叔说起爷爷一辈子为人处世，被乡邻称为好人，这时，屋顶上突然落下一块花生米大的笆泥，正打在我拿酒杯的手指上，我不免一惊，回身看看爷爷，还在呼呼直喘。或许，爷爷在警示我，不要忘了他?其实，我又怎能忘记他?……一个小时后，爷爷静静地停止了呼吸，离开了这个世界。

    文/孙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