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片 本报记者 高洪超

    9月9日，本报以《荣成“另类秀才”与他的“盐官司”》报道了清朝咸丰年间成山头脚下卧龙村的“另类秀才”李廷爵挑头，为捍卫成山头一带渔民越界关东购买大粒鱼盐的权利，越级起诉荣成知县且最终胜诉的典故。本文将着重披露当年成山头渔民自然权利的形成原因、李廷爵本人以及他打赢那场鱼盐官司后的家族变迁。

    2010年8月12日午后，太阳热辣辣地炙烤着荣成大地。荣成市成山镇卧龙村东那座突兀高矗的山就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成山头。

    在村街中穿行，辗转找到了卧龙村社区居委会，一邱姓工作人员安排70岁的村民李长城带记者去找见过世面的村民李钦炜。

    74岁的李钦炜耳聪目明，身板硬朗，1956年到1994年一直在龙须岛渔队、龙须岛渔业公司做渔工。扳着手指头，与李长城对证着，李钦炜讲述了李廷爵的大体身世，但他一再强调“那是传说下来的，并不一定都对”。

    走京越诉，靠的不仅是热血

    李廷爵兄弟三人，老大廷勇，老三廷贤，李廷爵是老二。到李廷爵的父亲李时纯时，李家并不富裕，时纯靠在海边拉海草晾晒后出售，李廷爵母亲拉小海，养家糊口，供李廷爵上私塾，关于廷爵的成长、身世，两个老人的回忆仅限于此。

    李廷爵能坚持7年和满清荣成县政府打官司，

    李钦炜认为，除了他是个秀才，能识文断字，关键是在北京有亲戚开中药铺，有门路。清朝中后期，以成山头为中心的老荣成居民到北京谋生，从事挑水等行当，甚至进全聚德烤鸭店当伙计，一人进京，呼朋唤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因此在北京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从卧龙村走到北京城，需一个月。李钦炜说，李廷爵“走京”上告不是独自一人，他带了自己的侄子李厚京，那是三弟李廷贤的儿子。他也不是蒙着头，光靠一腔热血进京，而是带了很多银子，前前后后跑了两趟，第一趟没有成功，第二次才找对门路，才启动了案子的提审程序。

    用关东盐，李氏后裔说理由

    当年祖先为什么非要用东北大粒盐腌鱼，非要打这个官司，结合自身经历，李钦炜、李长城能给出更具体的理由。

    在1971年冷库出现在荣成之前，腌鱼用滩晒大粒盐是胶东渔业的习俗，这是渔民数百年的生产经验总结。李钦炜、李长城都见过腌鱼池子，那是和李廷爵时代一脉相承的。各家择地开挖长方形土坑，用本地产的点红花岗岩石块砌壁、铺底，用俗称小白灰的三合土弥缝。池子砌修完毕，再在池子之上盖一栋足以遮蔽腌鱼池子的房子，最大的腌鱼池能容下7万斤。如此大规模地用盐，若用本地煎盐，不管口味如何，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就用不起。

    1956年到1994年，李钦炜在龙须岛渔队、渔业公司做过38年的渔工，食盐腌鱼、冷库冻鱼两种储鱼方式都经历过。李钦炜的结论是，滩晒大粒盐腌制出来的鱼更好吃，而煎盐不行;其次，晒盐比煎盐成本低，更适合大批量使用。

    为什么两种盐存在这种差别，两个老人笼统地分析，滩晒过程中，海水和盐池泥底子接触，泥土中的金属或非金属物质会随着食盐结晶析出，成为滩晒大粒盐的成分之一，而加热盐灶煎熬海水，结晶过程单纯，因此，无论是食用还是腌鱼，两种盐的效果就有好孬之分。荣成本地产盐，为什么150多年前的李廷爵他们腌制咸鱼非要到关东购买大粒盐呢?李钦炜分析:那时荣成本地没有滩晒盐，只有煎盐。

    到李钦炜那个时代，32公里外的泊于盐滩村已能出产滩晒盐，成山头渔民无需再去关东买滩晒大粒盐了。

    竖起三对大旗杆

    李廷爵的这场官司不仅让登州渔民的生产走出了灰色地带，而且给自己家族带来了无上荣光和实际利益。李钦炜介绍，廷爵赢了官司后，不仅带回一道黄绸布的皇封诰命，还带回不少金银，开始置地、建房、做买卖，在家庙祠堂门口、李宅大门口、村西北祖坟地，他竖起了三对不挂旗的高大旗杆，以壮声势。

    8月14日，在卧龙村中央，一进三间正房、两间耳房的李家祠堂早已破败不堪，没了门窗，屋顶坍塌，院内、屋顶杂草丛生，但门前右手处，一尊边长60厘米、厚30多厘米的方形圆孔旗鼓石异常醒目，圆孔直径约20厘米，当年旗杆的高度可以想象。当年廷爵竖立了三对6尊旗鼓石，如今只剩下了这一尊。破败的家庙前方，是李廷爵居住过的地方，如今原貌荡然无存。70岁的李长城回忆，他记事时曾在此见过李家大门的高大台阶，也见过那对旗鼓石，随着分家，李家大院被分隔，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建房潮则彻底打破了李家老宅的面貌、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李廷爵赢得官司后，他的儿子李昭京当上了今天即墨金口盐场的盐官，虽然品秩不高，但那是垄断行业的最上游，应是一个肥缺，1949年前，成山头下最有名的万顺渔行就是李昭京出资牵头创办的。甲午战争期间的1895年1月，日本第二军登陆后，第二军司令陆军大将大山岩于25日进驻大西庄，大山岩住进万顺渔行，以渔行作为第二军临时指挥部，这时的渔行老板正是李廷爵的孙子李云鹭。

    神秘的皇封诰命

    关于那道黄绸布的皇封诰命，李钦炜、李长城，甚至包括李廷爵的直系后人李烊城都亲眼见过。李钦炜回忆说，1949年前后，每逢过节，这道黄布包裹的诰命会被村民李跃城供奉在自家正屋，接受村民观瞻，但绝不会轻易展开。当上龙须岛渔队书记后，李跃城又把这道诰命拿到了渔队办公室。71岁的村民李烊城是李廷爵的5世孙、李跃城的堂弟，他亲眼见过那道“一面满文、一面汉字，黄绸布做的”皇封诰命。

    李廷爵墓地原在卧龙村西北，现在是一片红瓦房居民区。1958年平整土地，李廷爵的坟墓消失了，他儿子昭京的坟墓搬迁至成山头高地西麓，墓碑尚存。在那个中国人拖着一条大辫子的时代，李廷爵这个另类秀才堪称不世出的“公利卫士”，他捍卫的“公利”具体而切近，远比抽象的“公益”更攸关普罗大众的现实生存，因此，实在不应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