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被行贿者视为“狗”，一些商人则被受贿、索贿者当成“猪”。这便是这对勾肩搭背的“利益兄弟”对彼此的真实印象。
“我在运作权力，帮这些人得到优惠政策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盘算，哪一天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回报我的。所以，等到有事时，我马上就会想到某一个商人可以为我办事。说得直接一点，就像一头猪，我把它养肥了，需要的时候，我再去宰它。”
“猪倌”现形记
江苏省赣榆县县委书记孙荣章被省纪委专案组“带走”了，那天是200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八。
当地的很多百姓刚刚把为了过节准备的鞭炮放完，听说孙荣章“出事”后，有人又跑到店里去买了鞭炮，赣榆县城一时鞭炮齐鸣，老百姓欢呼雀跃，像重新过了一回节日……
这位孙书记，就是贪官“养猪论”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之一。
在接受调查时，孙荣章交代：“我在运作权力，帮这些人得到优惠政策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盘算，哪一天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回报我的。所以，等到有事时，我马上就会想到某一个商人可以为我办事。说得直接一点，就像一头猪，我把它养肥了，需要的时候，我再去宰它。”
这番“高论”得到了一些官员的共鸣。南京市溧水县原副县长易善玲的敛财秘诀可谓独具匠心：先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培养造就出富翁，再把富翁当成“取款机”捞钱。在易善玲看来，这是稳妥可靠地捞钱方式。
从1999年开始，“商”以拜年、探望为名给“官”送上高档礼品外加装有现金的大红包。“官”经过考察“筛选”确定此“商”为适合“养肥”的对象，然后将手中的权柄倾斜在此“商”身上，养肥之后，开始“割肉”：女儿春节总能收到2万元的“压岁钱”，女儿到美国留学，得到10万元学费，女儿回国买房，“割”了100万，投资办厂又“割”了4万……这个过程，是养肥再“割肉”流程的一个典型，简单而明晰。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也是一例，他身居要职十余年，形成了以他为中心、按亲疏和利益关系不同而分成的三个圈子：由10名左右开发商组成的核心圈子；由50多名长期以礼金形式送给樊中黔钱物的开发商组成相互利用圈子；对具体请托事项给樊中黔“酬以重金”的“一事一报”圈子。三个圈子中，除了第三个圈子属于“现杀现宰”外，前两个圈子其实都是“养肥再‘割肉’”……
“猪倌”逻辑的警示
从几位擅长“豢养”商人的贪官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其中的简单逻辑：养猪要有“饲料”在手。这饲料不是别的，正是官员手中的权力。这“饲料”可谓“香气扑鼻”，那些本就绝非善类的“肥猪”垂涎三尺，纷纷趋附而来。他们以钱、色、物等各种“膏腴”吸引着利欲熏心的“猪倌”，“食物链”由此形成。
在不断的“养猪实践”过程中，很多“猪倌”从“生涩”到“驾轻就熟”。对“养猪理论”也有着不断的发展，除了主动献身的“肥猪之外”，他们还懂得也敢于主动出击，常常抓住一头就“下刀”。此外，在“选材”范围上不拘一格，对身边的干部官员也往往不放过。
以孙荣章为例，这位手握赣榆县的党政大权、重大工程拍板权的县委书记在当地可谓不可一世、一手遮天。尤其在人事权上，他一个人便可决定干部任免。他表一个态，就能让某商人赚几千万元，他打一个电话，就能让有关部门免掉某商人几百万元，所以这些商人对孙荣章可谓竭力奉承，有求必应。
孙荣章曾在赣榆县做渔港项目中帮助某位开发商，强迫县有关部门按照这位开发商的意愿，把300多亩非滩涂开发用地变成商业用地，为其减免了几百万元的河道工程占用费。当时这头“肥猪”还不满足，剩下的200多万元河道占用费也想赖掉不交。孙荣章叫来县水利局局长，让水利局长出个证明，把开发商剩下的200多万元全部免掉。水利局长不同意，孙荣章大怒，说你不同意我就把你这个局长免掉！水利局长只好忍气吞声，回去把200多万元全免掉了。
“猪倌”豪放“肥猪”当然不能吝啬，第二天，100万元便汇到了孙荣章情妇的账户上。
除了商人之外，也有一些干部甘愿沦为“肥猪”的角色。据法院调查显示：
2004年11月和2005年初，孙荣章分别在北京和自己的办公室，两次收受了赣榆青口镇镇长孙承敏送上的人民币2万元。后孙荣章安排孙承敏当了赣榆县城管局局长。
2004年底，赣榆县城头镇党委书记金立谱到中央党校看望孙荣章，并送上人民币5000元。2006年2月，经孙荣章同意，县委提名，金立谱被任命为赣榆县教育局局长……
看来，只要身上有肉，“猪倌”们似乎从来不“挑肥拣瘦”。
在官员“养猪论”的背后，还是“权力寻租”这条贪官“原罪”在作祟。这些无法直接“自肥”之人，将“权力饲料”灌填于“肥猪”之口，借其长大而随意“割取”。而且越是“权力资源”丰富的“猪倌”，“饲料”越是丰富，他们豢养“肥猪”的社会危害也更加巨大。
怎样让权力更好地运作在阳光之下，怎样令权力难于“专握”于一人之手，怎样使“养猪”逻辑不再危害社会，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据《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