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一段时间内卷入故里之争的地点，可以归纳出“大省小城”的特点—屡屡参与竞争、乐于曝光的多是地处文化大省但缺少知名度的小城市，如选秀一样，它们要的就是借此“出位”。通过争赵云故里的激烈对抗，河北临城和正定果然一夜成名。

    然而无论是提高知名度还是优化环境，最终动力都来自于经济利益驱使。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认为，故里之争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他习惯用数据说话:“黄帝故里”之一的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

    但靠古人营销城市并非没有代价。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名胜风景区”、湖南株洲“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项目，计划分别投资4.4亿元和100亿元，而这两个地级市2009年的财政收入分别是17.5亿元和100.33亿元，上述项目就要占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全部。两个项目分别占地3000亩和2970亩，对于人均耕地只有0.87、0.85亩的湖北、湖南省来说，这3000亩地相当于3500多人的耕地面积。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认为，地方政府参与名人故里之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有可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二是借此提升本地知名度;三是通过对遗址和名人故里的修整，优化当地环境。而这三个方面都是可被列入政绩考核的指标。

    对于历史资源的争夺，表象上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反映了政府官员在政绩和GDP的双重压力下，既缺乏创新能力又渴望一蹴而就的偷懒心态。裴钰认为，破除“懒政思维”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