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远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单从教育领域来看，长达千年的科举制度就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则是新式学堂的出现和旧式师道的变迁。在彼时的学术思想界，同样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裂变和政治立场的不同，曾经情同父子的名师高徒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传统的师生关系不再是恪守师门、矢不背叛那般简单，而是在此基础上输入了一种殊新的内容———曾经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圭臬的师生关系，逐渐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取代，这两点看似矛盾，却在彼时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时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背道而驰，周作人与章太炎之间的针锋相对等等，究其实质，无不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追求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具体表现。

    与民国时期自由知识分子对于新型师生关系的自觉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之后，追溯师承则被认定是学术陋习而遭喝止。如果说民国年间建立起来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对旧式师道的一种扬弃，“与师决绝，表面上背叛的是师门，但实际上是与旧社会的彻底决裂”，并因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力量，那么，建国后师道尊严的逐渐式微，既标示着彼时知识分子的被迫顺从和无奈选择，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的师生关系遭到彻底颠覆，意味着学术薪火的戛然中断。当然，此时的高徒背叛名师，已然不再是受到真理的感召，而是知识分子身处时代洪流之中身不由己，乃至随波逐流的无奈表现。与之同时，尽管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与身体备受摧残，他们之间存在的师生关系也的确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但是，在大时代的疾风骤雨面前，他们依然能够傲然独立，以一种从不苟且的精神和态度，凸显出抗争的勇气和担当的力量，凸显出一代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的风骨与尊严。

    作为一部探讨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专著，刘宜庆的《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显然有别于一般规范的学术著作，与其说作者是在借助史料的爬梳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不如说他更多的是在冷静的史学中着力追寻充满人性温度的文学韵味。这既使得作者的文字充满了感情色彩，也使得全书具备了一定的可读性———虽然作者的侧重点在于知识分子个体不同的生活侧面，然而，也正是通过这些生动、传神的细节，才能以更加感性的视角真实展示出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以及他们所经历过的世事风云和恩怨悲欢，才能真正体察到百年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