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王屏
日本出现反华浪潮，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右翼势力沉渣泛起。近日，一位旅日时事观察家指出，“日本政坛、文化及民间这三个层次的右翼势力，正形成共生和呼应关系的趋势”。一系列反华浪潮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美国是一只背后的黑手
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作为胜利者的美国，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日本人头上，日本很多方面都在美国的调控之下。一直以来，“没有美国的支持当不了日本首相”这一观点，基本成为日本政治家的普遍共识。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方面，美国也成了日本背后的一只黑手。在中美关系走冷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僵化也就“理所当然”了。
事实已很明显，中日关系的背后，美国是只不可忽视的“手”。
右倾文人煽风点火
日本一批右倾文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一直起着“思想主导”的作用。他们主要在历史观与中国观两个领域煽风点火，误导民众。除了前文提到的樱井良子，还有不少人。
如在认识历史，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就是误导民众的代表人物。他曾连续出书，极力鼓吹“南京大屠杀是幻觉”、“满洲事变不是侵略”等错误论调。
除了“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右倾文人还重点鼓吹“中国威胁论”。首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日本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学者平松茂雄。他在《中国吞并日本》中危言耸听地说，“在中国建国100周年时，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这一国际秩序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将形成对峙”;“未来，东海将成为中国的‘战略边疆’，以此为据点，中国将把台湾、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平松茂雄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叫嚣，在日本民众和军队中极具煽动性。
这些日本右倾文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外交政策以及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都一概不放过地加以抨击和丑化。但不要小瞧这批人的作用，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破坏程度甚至大于右翼组织，也让右派政治家感到“自愧不如”。
右派政治家兴风作浪
日本右派政治家虽然煽动能力不如右倾文人，但是，由于他们参与决策和领导，其所起的实际作用是最大的。每当右派政治家在日本政坛占主导地位时，中日关系就进入困难时期。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曾说要把中国“大卸七块”的梦话，胡说什么“中国应以满洲族、支那族、西藏族、新疆族、印度支那族、蒙古族和台湾族为统治区分成7个国家”，这样“便于管理并能提高效率”。他一系列主张被称为“石原慎太郎主义”，其反华面目在中国广为人知。近些年，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都是右派政治家的典型代表。小泉纯一郎是个“新自由主义派”政治家，安倍晋三则被称为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右派政治家”。
日本政坛上，“亲美”与“自立”的右派政治家轮番登台表演。当主张民族自立的政治家登台后，尤其是“鸽派”政治家出现后，中日关系就有了改善之机;而当“鹰派”政治家，尤其是“亲美”的右派政治家登台后，中日关系就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正处于这样的时刻。现任日本首相菅直人虽然属于“鸽派”，却不敢和美国人叫板，结果只能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更关键的问题是他“用人不当”，偏偏用了一个铁杆“亲美派”外长前原诚司，给中日关系带来了灾难。另外，菅直人团队的另一员干将，民主党干事长代理枝野幸男，也是一个反华“鹰派”分子。他竟满口胡言地说中国是日本的“亚洲恶邻”。被“鹰派”分子搅乱的日本政坛，在掌控和修复中日关系方面，已显出了“力不从心”。
右翼组织“看风使舵”
除了上述国际因素、政治因素以及舆论引导外，来自社会下层的所谓“民间反应”，也对中日关系产生着重要影响。百年积怨，易长难消。当中日关系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民众之间有点怨气也许不难控制，但是，如遇风吹草动，特别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相互碰撞的时刻，“民意冲突”就不可避免。
二战后，日本的“行动右翼”(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右翼组织)曾有几次反华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亲美反共右翼组织为主;第二次高潮在80年代初期，也就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以及“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时期;第三次高潮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期间。当然，除此之外，一遇突发事件，“行动右翼”的宣传车都会出来走一圈，以显示其存在价值并乘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右翼组织既无权力亦无雄厚资金基础，但其带来的影响以及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能力不可低估。不过，这次右翼分子组织的名为“包围中国大使馆”的行动，其领导者却是极端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及其对“历史问题”耿耿于怀的反华分子。他们虽然不是日本社会的大多数，但其与“行动右翼”势力汇合则会在日本社会产生更坏的影响。
右翼组织毕竟是社会底层组织，它只会“看政治的风，使自己的舵”，要消解中日两国民间的积怨、对立和摩擦，日本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先检点自己的行为，把心态和思路调整到有利于两国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外交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