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文鹏

    “在听到医生说我可以回家的时候，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回到家后，我把丈夫从精神病院带回来的药物，全给丢了出去。后来丈夫拿过两次药，也都被我扔掉了。”

    张梅告诉记者，在出院后的第10天，在弟弟的搀扶下，她找到了一位名叫刘艳庆的中医。刘艳庆认为她的症状应是子宫切除后的“术后内分泌失调”，属于中医上的“郁证”。在进行了两个月的中药调理后，张梅从出院时的“神情呆滞、询问病情不答、站立不稳、面色发黄、消瘦”，渐渐恢复成了“精神振、善言语、喜欢活动”。

    张梅说，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出院后身边一些人对自己异样的目光。

    “我必须要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要不将来儿子找媳妇都受影响，谁愿意嫁给精神病人的儿子?”一想到会影响儿子的将来，张梅就坐不住，她开始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2009年8月9日，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一位崔姓医生给张梅打电话，让她去做心电图检查。这个电话反而提醒了张梅，她第二天便给淄博市医保保险处打电话，反映了自己的遭遇。此后，张梅又向淄博市卫生局反映了此事。

    在张梅奔走反映后不久，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2009年8月找到了孙长永，并让他在一份名为“关于张梅反映因身体不适被第五人民医院以精神病收治住院，要求医院赔偿的调查报告”上签了字。孙长永签字的这份报告，是院方为淄博市卫生局医政科所准备的。

    在孙长永签字的这份报告上，除记录了院方收治张梅的大致经过外，还对张梅入院时的症状进行了详细描述，诸如“怀疑丈夫有外心”、“怀疑单位上的人对她指指点点”、“怀疑家人向水里放东西，不喝”等。而对于这些，张梅夫妇都予以了否认。

    在看过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后，尽管对其中的内容并非完全认同，自称没有医学知识的孙长永还是在报告上签了字。“我当时就想着让这个事情过去算了，主要是考虑到我们家离医院太近，担心孩子的安全。可现在想想如果就这么过去的话，对我们也太不公平了。”

    在得知孙长永签字的事情后，张梅和孙长永大吵了一架。“他签字的事，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知道的话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张梅说，即便是这样，她也不会就这么放弃了，她现在还在想办法讨回属于自己的“清白”。“我们都这个年龄了，别人怎么看也无所谓了，可我儿子才十几岁，将来的路还长得很。如果因为我受歧视的话，我想想就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