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刘洪波

    这是风起云涌的贪腐，所以有疾风骤雨般的查处，而“全军覆没”的结局，与其说是重在胜利，不如说是收拾残局。

    我说的是湖南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的腐败窝案，这个科级机关单位达到770多人，逾百人涉嫌贪污受贿，从主任、副主任、党组成员，到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各级干部几无脱免。

    报道并没有透露这个科级单位大概制造了多大的腐败数额，但根据报道所说的情况，如果真的“疏而不漏”，我都担心这个科级单位是不是还能够有人完全与贪贿无关。报道说，在这里，腐败成为一种“集体决策”，分配规则是每次非法所得七成由站内员工私分，三成给领导上贡，光是一个收费站，一个端午节收到的红包就有100多万元。而在窝案查处之后，耒阳市在煤炭无增产的情况下，矿产品税费征收增长150万吨位，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耒阳市煤炭税费收入猛增1亿元以上。

    这个案件之所以说是风起云涌，不只是涉及的人多，而且在耒阳绝非秘密。当地流行的说法是“进了‘矿征办’，不发财都难”。长达五年的时间，那么多运煤车辆向“矿征办”缴费，大开大合的受贿通关行为，想要不造成社会影响应当也是很难的。纪检监察部门虽多次收到举报，却不了了之。

    反腐开关迟迟没有开启，接到举报的部门每次查处都是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6月，湖南省纪委接到举报，纪委主要领导批示查处，幸而有了这样的批示，这个科级单位的集体贪腐案件才被查处。反腐开关是否开启取决于一张批示，幸而如此，不幸如彼，难道不也在两可之间?

    多少年来，这个社会似乎一直纠结于“有效监督权力”的问题，纠结貌似深重，苦恼貌似真诚，而且重重艰难之后，权力约束总算不得不成为一种共识，然而权力约束没有直接交还社会，而是一猛子扎回权力体系自身。

    在耒阳“矿征办”这家科级单位，我们看到权力单位内部的沆瀣一气，同时看到权力监督部门的软弱无力，社会的监督途径则仍然只能是民间社会的抱怨和击鼓鸣冤似的举报。“矿征办”内部贪污受贿上下同心，分配有规则，一团和气;“矿征办”吸纳了大量当地官宦子弟，使得掌权者形成集团利益。这是报道已经说明的，报道还说“矿征办”主任罗喣龙以善于“照顾”各种关系闻名，也使人留下猜想，这是否对他在一座公然自肥的金山上能够坐得稳起到了作用?我们没有读到更多的材料，不知他能够长期不受查处，除了广泛吸纳官宦子弟，是否还有掌握其官运的人对他特加青眼，或者在他面前直不起腰来。

    一种不着要害的说法，认为权力没有公开透明。像耒阳“矿征办”这样，赃财广进，坐地分钱，下有“不发财也难”的民谣，上有举报信迭至，中有官宦子弟充塞机关，难道不是大摇大摆地掠夺侵占?耒阳“矿征办”在今日又岂可谓孤例，权力违法、权力自肥，哪一样不是私密可为、公行也无惧呢?

    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耒阳市‘矿征办’成了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监督盲区”。那么多官宦子弟奔竞而入，岂是盲目;有权监贵者任其混账，岂是老眼昏花?人人心里明白，监督者则是选择性失明，佯作“没有发现问题”，无所谓“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水在同流合污，针也没有真想去插过。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如果民众只能道论于巷闾、鸣冤于朝堂，而不能直接或者通过真正的代表决事于市政厅、申言于媒体、抗辩于法庭，靠权力的叠床架屋来自行约束，作用可能不过是增加分肥的员额而已。这样的道理很难理解吗?大道俱在，权力约束的苦恼与纠结?何为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