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关部门放下姿态，去和这名小学生沟通询问，邀请市民代表参与选样过程、邀请中介科研机构参与检测过程，公众还会如此质疑吗？”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设问。

    事实上，至4日晚，无论工商部门，还是“不相信小学生实验”的中国食用菌协会，都未找张皓及其指导老师沟通。

    张皓的妈妈王娜说，如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甚至能有与部门对话的机会，对孩子无疑是一种鼓励。但对张皓来说，他的实验已结束了，事情也已过去了。张皓并不知道“工商局”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小实验带来的震动仍然在大人世界里扩展。公众不断反思政府部门应对这个小实验的智慧。

    “我只要公开信息，就OK了。”竹立家指出，有关部门不管公布的信息是否真正解答了公众的疑惑，不管信息要素是否齐全，不管信息是否空洞无物，这直接导致信息公开流于形式。“这种工作方式和态度实际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感。”

    “也应反思如何看待公民个体的监督和举报。”何兵教授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更友善地对待监督和举报，不能认为监督就是对立。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利用好社会监督，反而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好途径。

    “北京市几千万人吃饭，市场上仅酱油就有数十种，仅靠一个工商部门几十上百号人，显然不可能完全监督好。”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提出，目前一些监管部门的鉴定机构，不对消费者个人开放，因此消费者怀疑食品被污染时，很难检测或举证。如果畅通这个渠道，无疑将壮大食品安全监督力量。

    “我们一直在培养孩子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包含探索真相和承担社会责任两重意义，我们希望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具有这样的科学精神。”刘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