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开考，据统计，今年报名人数突破141万，最终确认参考103万人，这比7年前的8.7万人高出16倍。

    ●有考生坦言：“公务员不但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发展空间大，要是获得一官半职，工资外还有不少实惠。”

    ●记者采访发现，有这样想法的考生不在少数。现实中，也确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运作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在法定利益之外，还享受着各种各样的隐性利益。

    “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

    如今，随着反腐力度加大，灰色收入、隐性特权这两种隐性利益，因其性质难以明确界定，为一些腐败官员提供了逃避法律制裁的途径。特别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已成官员隐性利益的主要来源。

    比如，2010年2月，文强案进入最后审判阶段。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文强认为“灰色收入部分认定太少”。公诉方称他在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市司法局局长期间，红包收入仅有2.4万元。文强说“远不止这些”，全局几十个下属单位，每年春节都会给他拜年，奉上一两万元礼金。

    再如，许道明是合肥市前市委副书记，江黎是合肥市商务局局长。2007年11月13日，他们成了安徽有史以来第一对“厅+处”同堂受审的贪官夫妻。为了把无法说明来源的巨额家庭财产“讲清楚”，这对夫妻当庭大曝官员的灰色收入来源———“逢年过节几乎每个部门都能给千儿八百的”，“单位内部的‘创收奖’，以工会、机关党支部名义发的钱，工资条上都不显示”，等等。

    谈及此，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认为，“所谓灰色收入，既不是收受贿赂，也不是权力求租所得，有的还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部门福利’。但仔细分析，这些收入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有的，其背后还是权力在起作用。逢年过节，部门福利，权力集中者会比一般人的多，而人情送礼，也是谁的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谁的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在官本位社会中‘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不违规的隐性特权

    复旦大学博士孙琳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公务员薪酬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不少地方擅自发放的公务员津贴、补贴达300多项。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官员隐性利益除灰色收入外，还包括隐性特权，其中主要是“职务消费”。比如，有些官员以开会、考察名义到国内外旅游，并购置价格不菲的个人或家庭生活用品，以“职务消费”名义回到单位实报实销。在不少地方，这并不视为违规。

    同样，屡遭诟病的还有公务接待中的“招待费”。据多位受访检察官透露，目前在有些地方，对官员几万元的经济问题，根本没法立案侦查———只要有人去查，官员弄出一堆招待费票据搪塞，就万事大吉了。

    在住房领域，公务员“团购”事件亦折射出其隐性利益，如农业部曾被曝光团购定向低价房，而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网友也在网上晒出了“石家庄公务员团购低价房集锦”名单。

    官员子女通过种种“安排”进入官场的现象也尽人皆知。从“潜规则”到给领导子女“量身定制”职位，甚至出现“交叉安排”、“考试作弊”、“公示巧合”、“提前内定”、“人才引进”等手法。

    还有官员“依权”兼职拿钱、入股取酬等。

    公权需要“阳光化”运作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剥除官员隐性利益，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项制度改革随之配套。当前急需在官员隐性利益普遍存在的公车改革、公务接待与公费出国的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剥除官员隐性利益，要以官员的灰色收入和特权利益作为突破口。”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黄小勇说，“要明确取消官员的灰色收入，官员的收入除法律禁止的违法收入和合法收入外，不应存在任何中间形态。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快，官员各种形式的隐性特权要逐步取消或受到限制。”

    “要给权力运行谋求一个阳光空间。各地政务信息公开要落实到位，尤其是政府机关、政府官员以及广大公务员的有关情况，包括他们所使用的权力和资源，都应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运行。”胡仙芝说，只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众才能有效监督。同时，需加强社会舆论及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

    多位专家提出，建立健全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减少官员隐性利益的必然途径。

    但多位受访专家同时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建立的最大症结，还是受阻于利益群体。

    本版稿件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