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维宪

    “文革”中期，全国的教育秩序经过“胜利大逃亡”到“复课闹革命”的折腾，教育部门又别出心裁，以贯彻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精神为由，宣布中学生最后一学年学工学农。于是，我作为上海市培明中学中四学生，于1972年2月到6月间，来到松江卖花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的上海郊区阡陌纵横、小桥流水、牛羊徜徉，一派田园风光，然而物质生活的贫乏和超强度的劳作，使我们无心欣赏风花雪月，那种饿肚子的滋味，以及由食品衍生出的“劣行”，至今仍萦回脑际。

    下乡前夕，父亲特意从南汇老港公社赶回来，给我三样东西———10只咸蛋、一副旧皮手套、一个袖珍半导体，以给我补充营养、御寒和解闷；祖母和母亲则为我准备了炒麦粉和鱼肝油丸。这些东西在今日已不稀罕，但在艰难的岁月却是一个贫寒家庭的长辈对孩子的最好馈赠。

    我因从小喜读古书，满脑子是《水浒》里的梁山好汉、《三国演义》中的群雄逐鹿等等，尤其崇拜宋公明的仗义疏财和关云长的义薄云天。下乡当晚，开饭时我见每人仅一小碗青菜加一个鸽子蛋似的肉丸，遂拿出10个咸蛋分给众同学，这顿晚餐吃得大家兴高采烈。第二天，我们便迎着凛冽的寒风随农民去挖水渠，半天下来我饿得眼冒金星，返回农舍时等不及开饭，急匆匆拉开旅行袋想吃炒麦粉，孰料已被人偷去一半，再看鱼肝油丸，竟也少了一半。我迅捷地扫了一眼农舍中的9个同学，猜测是其中两个皮大王干的。

    连续半月，我们像牛一样在田野里耕耘，来到乡村的新鲜感渐渐淡化了，一到夜晚，10个人躺在稻草铺就的床上益觉枯燥，更有肚中上演“空城计”。这时，我提议为大家讲故事，从而一下子点燃了同学们的青春激情。我开篇先讲《水浒》，从智取生辰纲讲到鼓上蚤时迁的百变神偷，讲到关键处戛然而止，假装虚弱地说：“我的炒麦粉和鱼肝油丸被时迁偷走了，现在我饿了，讲不动了！”睡在我对面的两个皮大王立即跳起来，红着脸说：“你快讲下去，你以后每晚的吃食由我们包了。”然后，他们献出自己的小麻球等，催我吃了继续下回分解。仅此一招，即验证出是他们做了当代时迁，但他们以实际行动作了忏悔，我也就不计前嫌了。

    自此，每到夜晚，我就成了同学们的核心，他们在我开讲的《水浒》、《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等故事中幸福地入睡。我为了得到果腹的食品，讲故事经常卖关子，有一次讲到穆桂英大战杨宗保，即将施计活捉杨宗保时，又突然中止，说肚子饿了，请各位加点油。那两个皮大王闻言像饿狼般冲到我班的富翁小鲁同学床前，逼他交出食品。原来，小鲁是家中独子，其父乃一家大厂的民兵营长，每周从上海骑自行车送食品下乡，生怕宝贝儿子挨饿，而小鲁又不太舍得吃，故其旅行袋里藏品最丰富。小鲁被迫献出花生仁、芝麻饼、炒麦粉等。久而久之，小鲁自然不愿意割肉了，两个皮大王不禁勃然大怒，竟用绳子将小鲁捆在床上，再将牙膏挤进他的鼻孔，吓得他连连讨饶，并一一献出珍藏的食品。可是，两个皮大王仍不解恨，一天在田里劳动到中途，他们悄悄潜回农舍，不仅偷吃了小鲁的全部食品，还抓了一只小麻雀，用刀剖开它的肚子，将内脏塞入小鲁视作生命的芦笙里，直气得这位音乐天才捶胸顿足……

    我们农舍里还有一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每次听故事听到入迷处连声喝彩，但等到需献食品时便假装睡着了。这位同学当然也成了两个皮大王惩罚的对象，而他们惩处“铁公鸡”的行径极为荒唐。那是当年6月的“双抢”期间，一天下午，“铁公鸡”插秧累倒在水稻田里，他饿得实在熬不住了，便溜回农舍找吃的，蓦然发现他的床头有一缸热气腾腾的炒麦粉，便立即捧起来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其实，这是两个皮大王偷了其他同学的炒麦粉，里面伴了一些青草，放在“铁公鸡”床头专门喂他的。

    “双抢”高峰，我们几乎累疯了、饿疯了，我们的正副班主任一合计，很快从松江城里买回50只小鸭子，给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补营养。小鸭子刚到，炊事班的小黄同学立马开刀问斩，将它们的小脑壳一一砍下，无头的小鸭子疼得满地打滚，鲜红的鸭血洒向炊事房前的打谷场。

    “双抢”结束，我们一个个像“黑旋风”，拖着疲惫的身躯，怀着饥饿的感伤，一路野营拉练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