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惩治犯罪者更为急迫的任务，是让那些面对“智障包身工”的苦难闭目养神的地方官僚们重拾制度的人性内涵，重拾一些政府部门维护社会正义的底线。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一些智障人被卖到新疆和其他地方作“包身工”，媒体披露的那些惨绝人寰的画面，正在刺痛着国人的心。这一事件，是一些人唯利是图、泯灭良知的结果，但更是一些地方基层权力部门失守社会正义底线的结果。

    敲骨吸髓的“黑工厂”开在社会的底层，但问题实际上出在社会的主流层面，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此类悲剧将不会终止。这个“主流”，当然是指那些对国家和社会管理负有责任的部门和个人，这个层面任何程度的道德沦陷，都等于向邪恶力量敞开了社会的大门。“黑工厂”所在的新疆托克逊县一位派出所副所长说曾去厂里查看过，但厂老板称与四川省民政部门签署过用工合同，就没再过问。这等于说，“智障包身工”至少在人性的层面得到了一些地方官僚麻木的宽容。该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托克逊县责成“黑工厂”所在镇公安、国土、经贸委、劳动监察、工商、安监、卫生、环保、工会等部门负责人前往现场查明情况，如果当初所有这些所谓的职能部门，哪怕有一个认真履行过职责，那些“智障包身工”也不至于被奴役到今天。一些地方的社会主流层面，竟然能长期容忍对智障者的精神奴役和肉体掠夺，这种容忍本身，对社会秩序和道德底线的冲击，比“黑工厂”更有示范性。

    “智障包身工”事件说明，在山西“黑砖窑”事件后，人们期待的那种通过某种社会拯救行动达到道德拯救的目标，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一个严酷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值得我们痛彻反思的地方。事实证明，如果一个地方的权力部门不能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甚至和邪恶的利益群体同流合污，那么强者对弱者更加肆无忌惮的剥夺，比如这种把智障人当成奴隶驱使的近乎反人类的行为，不会因为一两次集中的执法行动而消失。比惩治犯罪者更为急迫的任务，是让那些面对“智障包身工”的苦难闭目养神的地方官僚们重拾制度的人性内涵，重拾一些政府部门维护社会正义的底线。否则，在热热闹闹的抓捕、宣判之后，在行礼如仪的问责之后，类似悲剧仍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上演，悲剧的情节还可能更为惨烈。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媒体披露，“智障包身工”的输出者曾令全因组织“包身工”输出，早在2007年就被湖南省耒阳市追捕过，可现如今，他还不是照样继续为恶不止吗？

    在经济社会处于分化期的今天，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调，人文精神容易淡漠，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尤其希望社会的主流群体能依凭刚性制度维持好社会基本秩序，把社会丑恶现象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低限度。否则，在表面上秩序井然，但内里却弹性极大甚至根本没有秩序可言的地方，“智障包身工”的出现就是必然的，社会道德水准就像自由落体一样，毫无阻拦地坠入无底深渊。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说，“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缉拿归案、依法严惩、公开处理，还人民群众一个公道”。抓捕直接犯罪者容易，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把为“黑工厂”输养料的血脉从我们社会的肌体上彻底清除干净，否则，今天能产生“黑工厂”，明天就可能产生更畸形更可怕的社会毒瘤，即使抓了黑厂主，抓了贩卖奴隶工的人贩子，也不能平息善良人心头的怒火，也不能洗掉对文明社会的羞辱和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