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收拾箱子，订机票了。 去跟导演请假，又是说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出来。 我像孤儿一样，无助地站在导演面前，好像这个世界上我不再有亲人了。不至于吧？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应该清醒地知道，死去的人是不知道疼的，可我是活人啊，我知道疼啊！ 我过不去这道坎儿，为什么养育了我们一辈子的姥姥要被我们烧了呢？我无知，但谁知道呢？ 我终于还是没去。 哥哥说，抬着姥姥的遗体从六层下楼梯去火葬场的时候，担心殡床太长在楼梯拐弯处不好拐。结果他看见拐弯的时候姥姥把腿蜷起来了，很自然地拐过去了。真神了！哥哥还说，那天的姥姥特别漂亮，满脸的笑容。 哥哥是个最实在的国家干部，说话最诚实，怎么会迷信呢？他是真的看见了，我也真的相信了。姥姥死了都怕麻烦别人。 姥姥说：“麻烦别人自己心里是苦的，帮着别人自己心里是甜的。给人一座金山是帮，给人一碗水喝也是帮。你帮了别人，早晚人家也会帮你，不信你试试？这一辈子你试不出来，下一辈子你孩子也能试出来。” 哥哥说去的人很多，和姥姥有关的人都去了。 只有我，被姥姥称为认识了五十年的老朋友没有去为她送行。我不能原谅自己不去和姥姥见最后一面。逃避苦难、灾难、困难的人都是自私的人，我和姥姥都不喜欢这种人。可谁愿意面对黑暗？谁天生就能承受？我做了一次姥姥不喜欢的人。可是姥姥分明在送行的人群中看见我了。姥姥依然笑着，死了的姥姥依然宽容着我，这就是姥姥。 我从来没想过姥姥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从我记事起姥姥就是个梳着小纂儿的老太太，几十年了不曾年轻也不曾衰老，直到有一天哥哥从泰山给姥姥买回来一根写满寿字的拐杖，姥姥如获至宝，我这才意识到———姥姥老了。 老了的姥姥盘腿儿坐在床上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宽大的落地窗下，太阳一照就是一整天。下班回来，我经常逗姥姥：“又搂着太阳睡了一天吧？” 姥姥的脑子没老：“是它搂着我睡了一天，不是我搂着它。” “人家太阳那么大的官儿会主动搂着你这么个普通百姓？” “这就是太阳的好哇，谁都赶不上它公平，不偏不向，不歪不斜，对谁都一样，给你多少就给他多少。” 担心月亮出来姥姥不困了，结果姥姥又陪月亮结结实实睡了一晚上。 这么连轴地睡，还不很快就睡过去呀？我害怕了。我试过，一上午陪着她又说又笑她会一直不睡。于是我给她分配了工作。 我家定了三份报纸，一份《新京报》，一份《北京青年报》，每周还有一份《南方周末》。我跟姥姥说这三家报社回收旧报，凡是看过的，你按大、小张和有图片、没图片的分类叠整齐。 “每天的工资是十五块钱，你做不做？” 姥姥想都没想：“做，做！闲着也是闲着。” 这是姥姥一生的第一份拿工资的工作，九十七岁的姥姥开始挣钱了。每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十块，姥姥的欢喜不亚于我挣四万五。 有了自己挣的钱，看着阿姨去买菜，姥姥顺手掏出十块二十块的塞给她，“捎个西瓜回来，挑个大个儿的”、“买点排骨吧”。姥姥想用她自己的钱帮我拉扯这个家，从前我们给她的钱现如今都变成日元了，有多少好像也不值钱。 这是姥姥一辈子的心愿和纠结呀，她多想用她的钱帮帮我，她多想用她的钱帮帮她要帮的那些人呀。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些？只想给她大把的钱她就高兴了。自己挣的钱和别人给的钱多么不一样啊，四百五十块钱换来了多少快乐啊。我真聪明！ 可惜这份聪明晚了。 姥姥越来越糊涂了，有时把《南方周末》叠进《北京青年报》里，又把《北京青年报》混进《新京报》里。 我吓唬她：“有你这么不认真的员工啊？你这是上班，又不是家庭妇女干家务活，要严格要求自己。” 姥姥真是个好同志，从那以后再也没错过。她的办法是数大字，《北京青年报》是五个大字，《南方周末》是四个大字，《新京报》是三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