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部长邀请姥姥去钓鱼台吃顿“国宴”也没成行。姥姥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姥姥说：“遗憾就是专门留下的，要不就没有这俩字了。”  又是平衡，合情合理。  姥姥什么都不遗憾，什么都知足，什么都自己平衡，反而让我心里不好受。这是付出啊，自然地付出是什么？不是习惯，习惯还可以改呀！我们的许多好习惯不也是随欲望而改变了吗？改变为了自己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每个人的本性里都有自私自我的一面，就像星星之火，一点就着。姥姥也是有五脏六腑的人啊，姥姥就没有想点燃自己欲望的时候吗？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叫“要爱自己”吗？  从蒙特利尔电影节回来，我急于告诉姥姥我获得了国际A类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我想告诉她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重的奖杯，尽管那时我个人陷入了一个不能言说的窘境。不想宣传，不想让媒体炒，不想让人庆祝，不想与人分享，更不想成为焦点，只想让姥姥知道。

    结果电话里的姥姥像是没听见一样，一大堆的喜讯只换来了姥姥一句话：“我多会儿去北京？谁来领我？早些点儿，天快黑了。”  姥姥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不要那么多理儿，也不要那么多面儿了，光着脸说出自己的心愿吧，她想来北京我的家，要走也从这儿走吧。  “从你这儿走不用遭罪？”  我无数次把姥姥的死描绘得很好、很具体，我让她放松，放松地睡去。她信了，我也信了，其实我就是盼，盼着这样。谁也没死过，更没有老死的经验，我哪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痛苦？谁死了会回来告诉活着的人死是什么滋味儿？  勇敢地面对死亡，接受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我给自己打气儿，也试着给姥姥减少恐惧。  “这都是知道自己死不了的人给快死了的人送的不花钱的礼，一点用也不管。”姥姥笑着说出了一个真理。  “那管用的是什么？”  “管用的就是那个假话，你的病能好，你死不了。”

    我们一次次地用假话骗着姥姥，给她身上装上“大师”祈过福的红包，床的方向、桌子的摆设都按大师的指点。姥姥可信了，一天摸几次红包，生怕护身符丢了老天就把她带走了。 晚年的姥姥剪了短头发，理发师必须是小姨，从没有第二个人动过她的头发。我曾几次申请给她剪一次，她都不同意。 我说儿子的头发从小就是我剪，你还不相信我？你猜姥姥怎么说？“你剪的头发太短了，这么大岁数了，一副不安分的样儿，不好，叫人家笑话。等下辈子吧，下辈子你给我烫个头，卷个卷儿，也染成黄的……” 姥姥一辈子怕人笑话，一辈子为“人家”活着。和许多我行我素的人相比，姥姥一生都是四肢蜷着过，心里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伸展过，她不委屈吗？ 如果有下辈子，我不想让姥姥这么活着了。我盼着她烫着头发卷着卷儿、扑着胭脂抹着粉；我盼着她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我盼着她自私自利、目中无人；我盼着她凡事先替自己想，谁都不爱，只爱自己；我盼着她穿金戴银、吃喝玩乐……到那个时候我还申请做姥姥的外甥。换一个活法儿不也挺好吗？反正脸皮撕开了，没脸了倒也不用顾忌了。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打你十拳，反正不能吃亏吧！老说吃亏是福，福是什么？福在哪儿啊？幸福不是千万种吗？干嘛只选择那一种？ 哈，这么写着都觉得痛快、过瘾。 不知道在那个世界的姥姥听了这番话会怎么说，《姥姥语录》里没有这样的话。 辩证地看待一切人和事，什么事到了姥姥那儿都能圆起来。 好些人问我，你们一大家子住一块儿乱不乱啊？没有矛盾？ 乱是乱，可还真没有矛盾，也从来没吵过架、红过脸。 姥姥说：“管哪儿的肉皮都好撕开，就是脸皮不好撕。撕一块儿你试试？这一辈子脸上都有块儿疤。” “人得爱惜这张脸，姥姥，是不是？” “没有办法，脸整天露着没有衣服穿，你就得要脸。”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概七八年吧，我们家十几口子人都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