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去抱我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双腿是用布条绑在木马上的，木马下还有个小痰盂。拆开布条的死疙瘩把我放到地上，我竟然连站都站不住，即使大姨扶着也是一对儿小罗圈腿，严重的营养不良。 姥姥说：“连笑都不会。” 妈妈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还是单位的团委书记，最后她只能顾上一个孩子———我哥哥，而我被放在全托幼儿园，几个月接一次。 姥姥说，怕我一辈子“不会笑”，她咬着牙把我接回了水门口。那个时候姥姥自己的小女儿才不到九岁，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树上的榆树叶子都被人吃光了，拿什么养活我这个城里的小外甥？ 为了小外甥能笑，姥姥把村里能借的鸡蛋都借来了。后来又把从娘家带来的一对儿银镯子卖了，换了一炕的鸡蛋。 “鸡蛋真是个好东西，才吃了不到一把(十个)，小外甥就会笑了。” 从那开始，无论多穷，鸡蛋在我的日子里就没断过，蒸着吃、炒着吃、煮着吃，一个吃得下，三个也撑不着。姥姥说我就像浇了水的栀子花，噌噌地往上长，夜里静的时候她都能听见我的骨头嘎嘣嘎嘣伸展着。半年后母亲从青岛来看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她的那个黄毛丫头。 “会笑了”的我，笑得都让姥姥害怕，见了谁还没说话先笑。笑换来了无数好吃的，一块馒头、一碗面条、一个小萝卜……给啥吃啥，谁抱都跟着走。山上烧的蚂蚱，树上抓的知了，只要给我，我就敢张嘴。姥姥说四岁的我就会串门儿了，经常吃饭的时候就找不到我了，谁家包个饺子蒸个馒头啥的，我准能吃得小肚子溜圆才回家。 那个时候，水门口的村南头有一片生产队的瓜地，夏天我恨不能睡在那儿。看瓜的舅姥爷用几片瓜叶子把我盖起来，我抱着一个比我脑袋还大的甜瓜满嘴满脸地啃，啃饱了就在那儿睡，睡起来又顺手再摘一个。四岁的我还知道把背心别进裤子里当口袋，然后再把瓜藏在肚子上带回家给姥姥。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我的肚子一点都没亏着。 “姥姥，你那意思，我是吃水门口的百家饭长到一米七三的？” 我至今也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水门口四年的“野生活”，继续在青岛机关幼儿园长大的我，会不会是今天的我。 水门口是个爱热闹的村庄，节日里常有剧团来唱戏。不大的村庄有个挺大的戏台，四根木头柱子围着四四方方的台面，柱子上只要挂起幕布，我就知道今晚有戏了。逢年过节的戏台呀，简直像炸开了的锅，那番热闹劲儿可以和如今世界上堪称最热闹的圣诞节时的纽约洛克菲勒广场媲美。 水门口的戏台前也有一个广场，只要晚上戏台放电影、演大戏，那个广场头三天就被各种各样的板凳、石头块儿和蒲团占满了，石头块儿是孩子们占的，蒲团是给老太太们占的。上千块儿石头、上百个蒲团，谁家也不会重复，谁家也不会认错，真怪呀，就像今天的星级影院一样，提前订座，准确无误。 每逢这样的日子，村里就像过年一样，家家的烟囱都是下午三四点钟就开始冒烟，饭桌上的饭菜比往日香了许多，时间也提前了许多。吃过饭，大姑娘、小媳妇开始往脸上擦粉，太阳还高出山头一大块，全村的人就都聚齐了。 戏台后的艺人忙着敲锣打鼓，戏台前的村民忙着打招呼说话，那情景也特别像今天人们参加露天Party一样。虽然手上没有酒杯，可那份真实和快乐无可比拟。 太阳一下山，戏台上的灯就全亮了，看戏的人心里也就开始沸腾了，大人、小孩全都咧着嘴笑，其实还什么都没看到，只是心里的那分盼望使大家满脸开花。这时候最热闹的还不是孩子，是那些蛾子们，它们围着锃亮的汽灯毫无顾忌地飞舞着、冲撞着，那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壮举真是感动你啊。 孩子们在大人的腰缝里挤来钻去的，嬉闹着、追打着，简直要乐疯了。我是这群孩子中跑得最欢的一个，常常是摔了大马趴，眼泪还没掉出来就被大人抱上戏台。 “来来，城里来的小外甥，唱一个，唱唱就不疼了……”我毫不怯场地学着大人的样子唱上一段吕剧《王定保借当》。也怪了，好多戏我听一遍就会跟着哼。场院上晒麦子，地头里刨地瓜，谁让我唱我都唱，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