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他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曾经就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负责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大场当时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往大场集结的过程中，松散型群众团队常犯的毛病暴露无遗。还没等到达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义勇军，这种情况下队伍也就散掉了，自然也就无所谓传奇。但这支义勇军里面有一个牛人，此人叫王屏南，是个自学成材的律师。他不但平时急公好义，爱为人打抱不平，而且使得一手好拳脚，什么武当拳、五龙手(武术之一种)，打起来呼呼生风。对这样的人，民间通常有个俗称，叫做好汉。 王好汉能讲又能打，便被大家公推出来做了头。也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市民义勇军才未沦为一盘散沙，并成为后来唯一一支上过前线并打过仗的民众义勇军。 到了大场以后，大家才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艰险百倍。是的，从坐而论道的愤青到战场杀敌的军人，绝不是光有热情就行了。要想取得真经，就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得掉河沟里去。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最终使我们脱胎换骨，肩负大任。 第一难：缺乏给养。 这也不奇怪，那时候连正规部队的给养都接济不上，更别说这些连业余部队都算不上的义勇军了。所谓给养者，无外乎两部分，一曰军饷(也就是工资)，二曰粮食。兄弟们抛妻别子出来，为的是保家卫国，没人是看着钱来的，所以军饷可以忽略不计。但粮食是活命的本钱，没有可不行。幸好他们身后有强大的群众后援团，你捐一点，我捐一点，作为大队长的王屏南，更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来，这才勉强解决了队伍的温饱问题。 这一难，过了。 第二难：生活艰苦。 虽然群众捐助了粮食，但也就刚够大家吃饱饭的，要想吃好那就万万不能了，而且既到大场集训，一切就必须按军人的标准来。用王屏南的话说，那是“言衣，则军装薄絮；言食，则一日两餐；言卧，则单毡稻草；言起，则东方未白，每日三操两讲，风雪无间”。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大城市里出来的，受不了苦的大有人在。于是没过几天，请假的也有了，装病的也有了，既请不得假也装不得病，偷偷溜回家的也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