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你妈是最疼你的，不一定背着抱着就是爱，不一定给口吃的喝的就是爱，你自己当了妈就知道了。”  有人做过调查，问十个孩子，两种母亲你选择哪种。一种母亲从你生下来就一天也没离开你，一口一口饭把你喂大，为了你她一生没有工作，你大了，她老了，她失去了最佳的工作机会，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自然没有能力为你提供最好的读书、工作的条件；另一种母亲生下你就去忙事业了，她几乎没有看到你的成长，你是在保姆的怀里长大的，但她事业有成，甚至当了女部长、女总统了，她给你提供了最好的读书、创业的条件。你选择哪种母亲？结果是年龄小的孩子基本都选择了前者，成熟的孩子都选择了后者。  我问姥姥：“假如是你，你选择谁？”  姥姥说：“那还用说？选第二个妈！”  我庆幸上天给了我两个妈，前者是姥姥，后者是母亲。  姥姥跟着我在青岛过了一段和水门口不一样的日子。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姥姥像个客人一样在我家住着。不再去井里挑水，也不用去河边洗衣服，更不用做饭、喂猪、喂鸭子了。不做这些，姥姥好像就没啥事做了，想帮我们补补衣服，妈妈的缝纫机全都取代了，姥姥成了闲人。白天，我和哥哥去上学，妈妈上班，姥姥就被关在了屋里，从太阳升起到太阳下山，姥姥的眼睛只盯着两个地方———墙上的挂表、窗外的楼梯。  读书的我这一天在教室里两只眼也只盯着两个地方，一是老师手上那块儿表，二是另一个老师手上的另一块儿表。放了学，我基本上都是飞回家的，我知道姥姥在家等我。真像去幼儿园接孩子的妈妈，生怕去晚了孩子会哭。  四月是青岛最好看的日子，到处盛开着樱花，八大关的几条马路简直就是粉红色的世界。为了留住姥姥，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姥姥出去逛。从中山路逛到栈桥，再从栈桥逛到鲁迅公园。小脚的姥姥走在大街上简直就是挪动，我也从不嫌慢，走累了我们就坐在马路边上歇着。

    那时的青岛车不多，人也少。中午我们都是带着饭，背着水壶，饿了就吃个馒头，渴了就喝口水。有一回走到黄海饭店门口，我看姥姥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歇着。回头看着饭店两个字就觉得特别饿。  我说：“姥姥，你知道身后这个大楼是干什么的？是专门吃饭的。”姥姥不信：“吃饭还要这么大个地儿？那得吃啥呀？都是什么人吃啊？”我领着姥姥进去了，那是青岛当时最高级的大饭店。那个大堂啊，那个大理石地面儿啊，简直让姥姥看呆了。我和姥姥手拉着手这儿走走，那儿转转，和进进出出住店的人没什么两样。出门的时候，服务员小姐还热情地说：“欢迎再来。”  “我会再来的。姥姥，等我长大了，就领你来这儿吃饭。”  我发现所有小时候我的愿望、我的预言后来都实现了。多年之后，青岛已经有了海天、香格里拉这样的大饭店，我对黄海饭店依然有一种敬爱，因为在我挣钱以后真的在那儿好好地请姥姥吃了一顿饭。

    出了饭店的门我和姥姥都松了口气。人家没撵我们，对我们很客气，说明在这饭店里吃饭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是红毛白脸的外国人。体面的姥姥，上身穿一件咖色斜襟小夹袄，下身一条合适的黑裤子，脚上一双白袜子外罩一双小皮鞋，多好看哪！姥姥也夸我好看，咖啡色的旧条绒背带裤子里穿一件小布格子绒衣，脚上是一双牛鼻子皮鞋。多讲究的一老一小啊，哈哈，就是口袋里没有钱。 我和姥姥坐在黄海饭店吃大餐的大门口吃着我们自带的小饭。一人一个馒头，馒头里夹着一片很薄的咸菜，手绢里包着两瓣儿蒜。 “不对呀姥姥，我妈不是给咱俩馒头里一人夹了一个煎鸡蛋吗？” “我给你妈偷偷装到她饭盒里啦！” “你等着我妈晚上回来呲儿你吧！” 又让我说对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妈几乎是把那两个煎鸡蛋甩在了姥姥的碗里。 我妈最烦我姥姥这样的“爱”了，我姥姥又偏偏只会这样的“爱”，她们母女的爱呀，总是带着刺儿。“给块糖吃本来挺好的，可你妈就是得抹上点辣椒，甜在心里，辣在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