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本人的说法倒更符合实际———版本之四，请教专家说。

    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指导19路军的炮兵发炮，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为此，他相当苦恼。正着急，忽然想起来，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是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于是就去了。

    他大概认为，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也没告假，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日本方面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在他被捕前，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信的密电码。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辩。19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我常常深感疑惑。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但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还轮得到孙立人成名吗？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一·二八淞沪交战暂时休战，一般人想到的都是在上海滩这个大城市逛逛街，买点吃的喝的什么。但日军上海总指挥白川义则与众不同，他想到的是给天皇过生日。

    庆生的地点，选在了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为了保证安全，规定华人不准入内，只有日本人和朝鲜人可以进出。算起来，这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20多年了，虽然反抗从未中断，但在外面给人看，一定得比一家人还更像一家人。

    场面那是相当隆重。白川、植田、野村、重光葵、村井，还包括一位河端贞次，这几位在上海滩举足轻重的日本要人都悉数到场。

    活动分两部分。上午搞完阅兵典礼，中午起就开庆祝会。中国的地界，老天也不向着日本人，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小雨，而且越下越大，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活生生就要把日本天皇的生日给搅喽。

    这真是够杀风景的，不过观众们很快被感动了———被主席台上的六巨头。这几个哥们儿不允许别人给他们打伞，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样子。按照庆祝会的程序，他们站起身，垂手肃立，大声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

    台上唱，台下当然得和。一时间军民联欢，其乐融融。台下有个日本侨民听得激动，从肩上取下一只水壶就扔上了台。

    如果是在唱堂会，这种举动很好理解，也十分平常。别说扔一水壶，扔戒指、扔支票的都有，这叫捧场。可这里不是堂会，再说与唱国歌的庄重严肃气氛(特指日本人，我要唱这个肯定从头笑到尾)也不相符。有些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