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刻我们苏联的领导人也很感动，并且对即将在北京开始的中苏首脑会谈充满了信心。

    10月1日上午，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登上天安门城楼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检阅首都军民国庆游行队伍。我又荣幸地站在两国首脑的身后。面对热情欢呼的群众，赫鲁晓夫感慨颇深。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十年巨变深表佩服。  

    然而，节日欢乐的气氛刚过，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却并不令人乐观。因为双方会谈的问题焦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不能接受苏方的立场和观点。他重申中方不能在原则和是非问题上让步。结果是在第二次北京苏中峰会上出现的分歧不得调和，致使两党之间的关系的裂痕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关系的阴影深一层变浓。 

    那次北京国庆之行，我已经有了一种可怕的预感。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和中国的团结十分重要。如果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破坏了团结的局面，势必破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

    1960年9月，苏共中央以苏联政府的名义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此次苏联邀请中国高层领导人来访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继续一年前北京会谈的内容。

    虽然前两次苏中首脑会谈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但是苏共中央仍寄希望于中共能够在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方面有所转变。因此，赫鲁晓夫提议由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代表苏方主谈。也许，他要看看没有他和毛泽东直接参与的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将会出现什么异样的结果。

    我又由苏共中央通知苏联外交部指派再次担任苏方翻译，出席苏斯洛夫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会谈。这是我在三年中参加的第三次苏中领导人的重要会谈。

    这次莫斯科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前两次北京会谈中关于苏联奉行的对外政策问题：一是在帝国主义存在的形势下将如何避免战争发生的危险；二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三是苏联和中国能否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对这三个问题，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在任何条件下，中国绝不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在两次北京会谈中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已经表明的态度。在这次莫斯科会谈中，刘少奇和邓小平依然坚持毛泽东的立场和观点。  

    苏联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除了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还有苏共中央委员、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柯斯罗夫。他在会谈中请求发言，用俄语的一句俗语“抓苍蝇”来形容中国领导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吹毛求疵，遂引起中国人的不满。

    但是，我在翻译这句俗语时巧妙地做了变通的处理，终于消除了中国人的疑惑和误会。这使得谈判的气氛趋于缓和。  

    遗憾的是，由于中共与苏共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严重分歧，实际上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终于引发了两党之间在思想和路线上的激烈论战，而且愈演愈烈。苏共与中共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大的执政党，苏联与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宣告公开决裂，相互为敌。从20世纪60年代初两国中断所有的合作协议，到60年代末在两国边境有争议的达曼斯基岛发生的军事冲突，表现了两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莫斯科会谈后，1960年秋季，我由苏联外交部选派保送进入莫斯科外交学院继续深造，至1962年夏季结束学业。之后，我又由苏联外交部再次派遣到苏联驻华使馆任职二等秘书。 

    我再次回到我们使馆工作的那年，尤金大使已经奉调令离开北京回莫斯科。接任大使是切尔沃年科。他也是一位有经验的资深外交官。那个时候，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开始淡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正在逐渐减少。我非常清楚这种变化的起因和症结所在。至此，我们使馆与中国外交部的会晤也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个人与中国领导人的交情还是一如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