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李啸洋

    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却又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20世纪初期，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时代，知识界喷涌出了诸多被后世铭记于心的大师，陈寅恪、王国维、林语堂、傅斯年、胡适……岳南的新作《南渡北归》三部曲《南渡》、《北归》、《离别》，全景式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塑造了20世纪大师们的群像。岳南下江南、访旧迹，写下洋洋洒洒160万字，成书历时八载，用心感怀大师们的深邃思想，在众说纷纭中引领读者走进时间隧道，揭开历史的面纱。

    作者简介

    山东诸城贾悦镇西拐庄人，1962年生，先后毕业于诸城五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师从王良瑛、王愿坚教授。中国作协会员，现居北京。

    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十二部。另著有《陈寅恪与傅斯年》、《李庄往事》等作品，其中《风雪定陵》、《万世法门》等十余部作品在台湾以中文繁体出版，并被翻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销量已突破百万册。

    向大师致敬

    记者：《南渡北归》描写的是20世纪的知识分子群像，写本书的立意初衷是什么？

    岳南：《南渡北归》点题是抗战，20世纪众知识分子沿着抗战这条线一路南行，路途中命运坎坷，历尽千山万水和千难万险。当抗日战争在中国迅速展开的时候，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向西南迁徙流亡，并在这个过程中弦歌不辍，延续着学术的香火。我想让人们了解到，在那么一个动乱年代里，居然还有这么一群人在以这样的方式和精神面貌生活着。在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人格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以及一个民族复兴的意志与希望。这部书的立意就是通过这个背景和发生的事情，向知识精英们的优秀思想精神致敬。

    记者：你曾说过，写作中从《水浒传》里得到一些灵感，大师集结西南和水泊梁山的集中有哪些相似之处？

    岳南：当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都流亡到李庄郊外一个号称栗峰山庄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座连绵大山，背靠长江。这个山庄无论是地理气势还是庞大壮观的程度，都堪与小说《水浒传》中描述的水泊梁山有一拼。傅斯年来到栗峰山庄后，对同仁说：“当年宋公明与武松等人落草为寇来到了水泊梁山，我们这些读书人如今也算是落草了，不过我们不是寇，我们是一百零八条好汉，是为了打败日寇而来的。”这就是我受到的启示。

    大体来说，《水浒传》的结构和写作手法是先写一个人物，让这个人物随着命运转折而往梁山上走，差不多是单独的活动，如林冲、武松等都是这样。当他们在梁山聚会之后，再开始分坐椅，一起大规模活动，如三打祝家庄等。《南渡北归》中，傅斯年是轴心人物，相当于宋江，由他再一一牵扯出别的人物故事。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由天津转赴济南，再由济南转赴长沙。到了长沙，我转而写李济等人，继之写傅斯年、闻一多等人，这些学者从不同的渠道，冒着敌人的炮火向长沙集中。等要写的人员到齐了，我再写他们这个庞大的群体，包括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和西南联大等。一路下来，与《水浒传》可谓一个思路和艺术手法了。

    记者：在写作中，考虑到人物和故事的真实性，想象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岳南：因为是纪实性作品，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有的事实不清楚，就需要考证一番。这部作品体现的是寻找依据和考证的功夫，如果过分想象的话，对作品本身是有害的。

    记者：金岳霖的痴傻风格，曾昭抡的不修边幅，冰心和林徽因树敌，学者之间闹小矛盾、搞小别扭等等，为什么要将光辉形象背后的真实人性展露无遗？

    岳南：凡是人都有平凡和世俗的一面，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只要进入民国时期，这批自由知识分子精英的群体，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也恰恰是这些生活中的小故事、小矛盾，使他们更接近人间烟火，更能成为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就作品而言，有了这些看似“八卦”的小故事、小情趣，也更有可读性，更为读者所喜闻乐见。

    田野考古寻找蛛丝马迹

    记者：三下西南边陲，你始终坚持走访寻找第一手的资料，田野考古的方法能给历史书的写作带来些什么？

    岳南：除了三下西南边地，我也为书中人物的一些细节走访了山东、南京、上海、江西的某些地方。在聊城，通过傅斯年的侄子傅乐铜先生，我知道了不少先前没有听说过的事，也看到了不少家传的档案文字和照片。在菏泽一中，找到了何思源和他的堂弟何兹全在此读书时的档案，他们这些人的档案材料，对这部书的写作当然是很给力，越是细节的越是难得的，也是最为重要的。

    田野考古的方法在中国是傅斯年以文书的方式提出来的，当时傅提出的口号是“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个口号成为中国考古学界不二法门。采取田野考古方法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使我对书中要描述的人物有了更直接的感受，这些感受与道听途说或查资料得来的大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比如说傅斯年，有人说他是“齐鲁夸诞之士”，有人说他是耿介之人和谔谔之士，有人干脆就叫他“傅大炮”。要探讨傅斯年的思想和政治观念的形成，不能不实际考察聊城的地理环境，特别是他的家族过去的荣耀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七世祖是大清入关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我看过傅斯年家族当年的“相府”和“傅家坟”旧址，站在这样的地方，面对如此的古迹，似有人在呼唤你，有些灵感就凸显而来了。书中写的傅斯年和他家族的诸多细节，就是这样得来的。

    记者：当下许多历史类书籍都从一件小事透析历史深意，这种“见微知著”的写作手法，有何好处？

    岳南：主题太大，话语容易泛滥，什么事都说不明白，就像现在在书店里看到的《中国通史》一样。从一两件小事入手，对历史反倒看得比较清楚，确实有“见微知著”的作用。

    记者：几千万字的冗长资料中也不乏正史野史，对于史料如何甄别处理？

    岳南：对于资料中的正野史处理，我自然是要拿出考证的功夫和方法，尽管考证的方法很多，看起来没头绪，但由于我写考古题材时间长了，因而考证起来并不觉得难。对一时没有把握肯定的，就存疑，老老实实告诉读者“这一段尚待考证”等等。当然，有的野史也很有趣，舍弃可惜，我就把它用到书里去了，但必须告诉读者“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据冯友兰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是他自己。但据这首歌的曲作者张清常说，根本不是冯友兰，真正的作者是清华中文系的罗庸。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史馆和《西南联大校史》等，都明确标示校歌的作者是罗庸。我用了将近一万字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证，结果还是得出冯友兰是真正作者的结论。

    真相让后人在“史中求史识”

    记者：“南渡北归”以后，诸多学者的命运和处境不尽相同，这一段历史被时间所淹没，重新揭开历史对于当代人有何意义？

    岳南：披露事实真相，特别是被某些人处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蓄意掩盖的事实真相，只有把它摆出来，历史就得以最大程度的还原。面对还原了的历史事实，人类会对一些善恶得失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反省，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在史中求史识”，在史中寻找“历史的教训”。中国人不太有宗教情结，但中国人有天生的历史情结，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只要历史的真相被挖掘，被还原，这个真相就如一盏不灭的善恶分明的明亮灯塔，让丑恶者无地自容，让文明的光亮和文化良知得以发扬光大，昭示来者远航的途程。

    记者：当年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树立起一批大师并且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现在大学却难出大师。你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应该从西南联大中借鉴些什么？

    岳南：曾昭抡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传出许多笑话。他这个人不修边幅，穿的鞋子是破的，下雨的时候，拿着雨伞却不知道打开。回到家里，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来招待。他可以不修边幅，但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这个东西就是“志”，“匹夫不可夺志”的“志”。

    以曾昭抡为代表的曾在西南联大教书、学习的学人的“志”在哪里呢？按费孝通的理解有二：第一是爱国，为了爱国，别的事都可以放下，甚至可以牺牲生命的，这种爱国可谓真爱国；第二个就是视学术为生命，开创一个学科的新局面，是曾昭抡等学人一生唯一的追求和任务。西南联大的成就，得益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奋起直追、振兴民族文化教育的责任和使命感。无论是文史领域的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冯友兰、金岳霖、吴宓、陈梦家、钱锺书，还是理工科的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吴大猷、华罗庚、杨石先，还是小一辈的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等，都是如此。现在的大学里难以出现公认大师的原因，用费孝通的感慨来解释就是：“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费氏之言或有不足、不当之处，但仍能成为后世学人借鉴的一面镜子。

    记者：穆旦在诗歌《冥想》中说，“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大师们已然远离了历史的航道，他们对于当代文化界的意义在哪里？

    岳南：一是爱国爱民，爱中华民族的文化，并为这一文化殚精竭虑，敝精劳神，甚至以生命延续文化火种。二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学者若无上述之精神和思想，人云亦云，或成为当权者的附庸跟班甚至奴才。不但这个学者无前途可言，整个中华民族也离灭亡不远了。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给世人的另一个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