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51年开始到中国工作和学习已度过五个春秋。从那时候起我的生活道路便铺设在中国的大地，并且我个人的命运也随之与苏中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52年12月，我在哈尔滨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自那之后，我在北京便有好几次在各种外交场合见到他，因为他那时同时兼任中国外交部长。

    尽管已经时隔四年，周恩来还记得当年在哈尔滨签署长春铁路局移交中国接管协定时的情景。他对我已经很熟悉了，曾经好几次在外交场合将我介绍给刘少奇、宋庆龄、邓小平、董必武、杨尚昆、彭真等中国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他称我是“年轻有为的外交官”。那时候我还不到28岁，但我已经多次陪同苏联驻华使节和苏联领导人出席与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重要会晤。这些重要的外交活动都是由兼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和安排的。然而，那时候周恩来总理还没有介绍我同毛泽东主席认识。

    我曾有几次在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宾和驻华使节的时候见过毛泽东主席，但不是在他会见苏联人由我担任翻译的场合。同许多普通苏联人和中国人一样，我对这位当代伟人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我希望能有机会认识他，而且我想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并不太难，因为我会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苏中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晤。

    不久，我终于盼来了第一次与毛泽东主席认识的机会。 

    1957年夏天，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苏共党内清除莫洛托夫、卡加诺维奇、马林科夫及其追随者谢彼诺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苏联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将自己内部清除反党集团的决定除了及时在苏联向全国党内外宣布外,首先向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兄弟党通告。 

    于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便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这一重要决定。

    我们使馆在北京接到苏联外交部的通知，我将作为翻译陪同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会晤。

    据悉，当时世界上许多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致电苏共中央，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全会的决定，而唯独中国方面尚未正式致电表态。 

    当米高扬飞抵北京后，我使馆获悉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离开北京去杭州了。

    于是，米高扬决定当天下午即飞杭州见毛泽东主席。经使馆向中国外交部请示后获准前往。陪同米高扬的随行人员除了我之外，还有时任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公使衔参赞阿波罗希莫夫。当时，尤金大使接到苏联外交部的通知，临时回莫斯科另有重要使命。 

    临行前中方告知，米高扬乘坐的专机伊尔-18系大型客机，在杭州机场降落恐怕有困难。于是，我们使馆决定临时改乘一架伊尔-14客机前往。这架飞机是苏联赠送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专机，当时刚从莫斯科飞到北京作短暂停留，准备择日飞往河内。  

    飞机机身上已喷涂越南标志，驾驶这架飞机的是苏联机组人员。飞机飞临中国南方上空时正在下大雨，驾驶员操纵飞机在空中绕了个大圈。我记得在飞经南京上空时震荡摇晃得很厉害。

    我们当时都捏了一把汗，好在我们的飞行员驾驶自己飞机的技术真不错。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按照地面导航的指引，终于安全降落在杭州郊外一个军用机场。

    前来机场迎接我们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中国同志。我们走下飞机，两辆早已在机场等候的黑色苏制“基尔”装甲防弹轿车便载着我们驶离机场朝市区方向疾驶。 

    我注意到前面没有摩托警车引路，周围没有欢迎人群。因为米高扬此行不属于正式访问，故中国方面一切都是秘密安排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高级领导人在杭州是召开一次秘密会议，并未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

    那年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反右斗争。第二年，在中国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领导人在杭州秘密开会是否与这些政治运动有关，我无从得知，后来也仅是猜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