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伟在2005年底创办了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成为一个专业的民间立法参与者。在此之前，他以媒体人身份践行这项事业已有7年之久。每年的全国“两会”前后，是熊伟最忙碌的一段时光。他要不断在网上与民意碰撞，思考，并将它们形成具体的建言，呈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转化为议案与建议，完成一次民意与立法者的对接。虽然也为自己同道甚少而心戚戚然，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这种行为不具备可复制性，“如果全国有500个我这样的人，结果会怎样？”

    熊伟的房间被十几个书架占据着，触目皆是书。他也以读书人自居，“除了读书，就是上网。”这是他生活的日常状态。每年的全国“两会”前后，是他最忙碌的一段时光。他要不断在网上与民意碰撞，思考，并将它们形成具体的建言，呈交给全国人大代表，在获得他们的支持后，转化为议案与建议，完成一次民意与立法者的对接。

    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这是熊伟在2005年底创办的一个民间机构，从此他成为一个专业的民间立法参与者。在此之前，他以媒体人身份践行这项事业已有7年之久。

    在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两个月，熊伟就开始着手准备相关建言的书写，并在代表到京前，陆续与他们电话沟通，寻求支持与合作。今年，他已经有8个“议案”和更多的“建议”被代表采纳，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

    在这个热议国事的阳春三月，熊伟在北京圆明园附近昏暗逼仄阴冷的工作室内，感受着人民大会堂内升腾的政治热浪。他太爱这份事业。

    热电工人“不敢忘忧国”

    熊伟1990年毕业于湖北荆门职业大学政治历史专业，成为荆门市热电厂一名普通工人。但他并不“安分守己”。

    很多年以后，向记者回忆起自己似乎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他仍不知该做如何解释。“很多人问我，我也不知是为何，大概就是一个朴素的想法：推动国家进步，每个人都会受益。”

    1996年，这位内地小城的热电工人，开始写建议书。这份洋洋万言的建议书，提了包括“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印烟酒专用发票以控制公款消费”、“发行教育国债”、“三峡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动袭击”等二十多项建议。他先后邮寄了数次，内容略有修订。

    万言书的标题，是“位卑不敢忘忧国”。这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相当执着，他又再写一信说：如果不回信，我去法院起诉你。

    熊伟没有起诉，因为他很快收到国家信访局的回信，上面说：依据归口责任原则，这些建议都转交给了有关部门。

    两年后，熊伟接触到了湖北省人大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表达出对熊伟的好感，并建议可通过全国人大代表转交建言。通过这位朋友，熊伟认识了湖北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梁建国。这是熊伟第一次接触全国人大代表，他把自己的一些建言整理给了梁建国。

    梁建国之外，熊伟又找了几位湖北籍全国人大代表，他也尝试着搜寻外省代表。“那时找代表极其麻烦。没有电脑，谁是全国人大代表也不知道，只有一个名字，连他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熊伟说，他去图书馆翻看“两会”期间的报纸，将报道中出现的代表工作单位记下。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途径是，从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名录里，找寻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再通过114查询代表的工作单位地址，邮寄自己撰写的建议书。

    他记得，自己从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名录中找到7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一一写信，但只收到两封回信，告诉他已把材料转给全国人大，其中一个还留了电话。这令熊伟相当振奋。

    1999年，他决定自费随全国人大湖北代表团坐火车进京，让自己的思考给更多代表知晓。

    从分不清“议案”“建议”开始

    湖北代表团住在北京城的湖北大厦内，熊伟找了附近一个地下室安置了自己。他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建议打印成册，交给尽可能多的代表，转化为全国人大议事堂内的文本。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议案’、‘建议’。刚开始，我把20多个建议混在一起，写了厚厚一本，给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那位代表说：能否选几个递交？我说：最好是全部。我不知道，‘建议’的规范是一事一议。”熊伟说。

    1999年，熊伟见了不少湖北代表，还有七八个外省籍代表。他选择代表的标准是，他们来自基层，非官员。这些代表给熊伟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较此后几届代表，他们更好打交道。

    1999年对熊伟而言是重要一年。他第一次在皇城根儿感受两会的氛围，这一年，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的他也成了《湖北经济报》的一名采编人员，编辑“读书”与“文摘”版面。

    他每一年的全国两会，仍然准时出现在北京城的地下室里，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代表资源。这样两地奔波的行程，在2002年终结，彼时他加盟北京《中国改革》农村版，开始有更多机会深入农村调研。

    “如果全国有500个我这样的人”

    与人大代表的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有难堪的时候，譬如有一次，他接连给一位相识的湖北籍全国人大代表下榻的宾馆打电话，另外一个代表接过电话，斥责他总打电话影响代表休息。

    “要有平常心，不要怕碰钉子，找100个代表，有10个联系上就够了。”熊伟说。

    2007年的时候，熊伟花了很长时间，搜集到十届人大近3000名代表5年来所提的5000多件议案的名目，自行做了统计，并对代表履职情况做了排名。他得出的结论是：有约2000名人大代表5年间未曾领衔提出过一件议案。而前20名人大代表领衔议案的数量，占总数的70%以上。

    去年全国两会之前，熊伟给六七十个基层全国人大代表群发了短信，大意是：十届人大有2000人没领衔提过一件议案，希望今年你们能提议案，可以和当地人大及政府法制办联系，他们或许可以协助你们。

    “有人表示感谢。有人不理解。后来我碰到一位王姓代表，他说：你凭什么要把不提议案的代表公布出去？知不知道这是我们人大代表的隐私？”熊伟说，还有一位人大代表，希望他能帮忙“提供个议案”，在熊伟提供之后，又嫌过于尖锐，但后来她很不高兴地对熊伟说：听说你要公布不提议案的代表名单，是不是？两人的合作遂告终止。

    这些小插曲并不影响熊伟的热情。总有一种被吸纳的感觉激励着他前行。“我印象最深的是2001年，我与人大代表合作的两个意见被正式列为‘议案’，一个是关于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规定，一个是修改审计法。”在2001年，一个代表团一年也只有几十个议案，一个人大代表给他打来电话，很兴奋地告诉这一消息：“很了不起，有很多代表好多年都没有列入正式议案，你一年列入两个。”

    更大的动作在2004年，他找到11个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提出关于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议案。议案需30名以上代表联署，他共获得400多名代表的签名支持。“这是全国人大就同一主题议案提出人数最多的个案。”

    熊伟沉浸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想象中，他为此践行，从未有过动摇。2005年，他退出媒体圈，创办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不过，资金始终是困扰他的一个难题。“我付出更多吧，投入了很多钱。”熊伟说，他现在没有基金会支持，现在的收入主要靠参与北京大学一个土地研究课题组、在媒体发表文章的稿费和朋友资助，但金额都很少。

    虽然也对自己同道甚少而心戚戚然，但他并不认为自己这种行为不具备可复制性。“如果全国有500个我这样的人，结果会怎样？”他常常这样说，目光坚毅果敢。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