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庭出身不同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昨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对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社会和谐稳定非常不利。

    边缘人

    快两年了，王东一直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上世纪90年代，王东的父母从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初中毕业后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一直在附近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这些年，确实有一些二代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了贫穷，但大多数人游荡在城乡之间，成为“边缘人”。

    李焕今年18岁。自打他记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管教，李焕学习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继续读书了，索性随父母来到了北京。

    16岁时，李焕在父母打工的厂里做杂工，干了不到三个月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来。”李焕说，之后他在餐厅干过服务员，在大街上分发过广告单，工作换来换去。谈到今后的打算，李焕倒是很干脆：“我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户、买房子，就希望赚一些本钱，以后可以做生意。”

    专家认为，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政府应当加速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尽快消除体制性障碍，为他们在城市提供更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拼爹”游戏

    近期，网络上有两篇文章引起很多人共鸣。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描述了家庭较穷的人努力多年才达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样的生活水平。这是高考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后来，网络上又出现一篇题为《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详述自己上大学及毕业后的生活窘状，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曾经被无数人奉为真理的话语，如今，却引来了诸多质疑。很多大学毕业生发现，决定他们就业状况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套用一句网络语：“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据某媒体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7所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500名受访者中65%的应届毕业生表示最担心家庭状况使自己在求职应聘中处于不利地位。

    杜纯是四川一所高校新闻系的研究生。从研二开始，他便到北京某媒体实习。由于机会难得，杜纯平时工作就非常勤奋，他的表现得到认可，实习单位口头许诺他毕业后可以来工作。然而，到最后应聘阶段，杜纯却并未得到任何职位。事后他才得知，最后入围的人大多有关系，而他没有任何人脉资源，只能接受这一结果。

    某高校一位大学老师坦言，一般情况下，从“最底层”上升到“大众层”比较容易，只要付出努力总会有相应回报。“从我教过的研究生来看，他们在毕业之初想进入学术界、机关或媒体，开始自己的事业历程，并不是难事。但再想往上发展，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位老师说，我们不否认其中一部分人会成功突围，但更多的人只能按部就班。

    不愿生育“穷三代”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公开表态不愿生育“穷三代”，理由是“穷二代”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注定要在艰难的环境下挣扎，改变世袭贫困命运难上加难。再说，本来已是房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就成了“孩奴”。

    或许有人说，不愿生育“穷三代”暴露出一些年轻人只懂现实享受、对未来预期过于悲观。但是，与其讨论“穷二代”为什么没有信心生育，不如正视他们对改善生活、期待公平的呼唤。不愿生育“穷三代”，生动反映了他们对贫穷代际传递、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忧虑。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郭大水教授认为，现在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底层社会成员改变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代际之间的社会壁垒，造成教育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对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社会和谐稳定都非常不利。”

    专家分析，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

    从根本上说，阶层固化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多年来，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美国、日本和拉美在经济起飞后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时、正确地实施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建设。

    郭大水认为，遏制愈演愈烈的“拼爹”游戏须加强制度约束，增强就业市场的透明度，要从最基层开始，促进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让“穷二代”感到生活有奔头，相信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据《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