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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了上级权力公布下级手机
  • 2011年04月01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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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学者表示,这种做法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侵犯官员的隐私权,而在于上级的权力指挥棒在面对下级官员和公众时,往往不受约束,随心所欲。

    决策内情“高度敏感”

    手机用了十几年,李义祥第一次不敢随便接听。

    3月19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和山西省纪委在《山西日报》公布该省260名市、县(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作为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之一。

    按照山西省委组织部对外的说法,此举是为了全程监督换届期间的干部选拔。然而,身为山西汾阳市委组织部长的李义祥至今也没有接到关于换届监管问题的电话,反倒是推销、广告、活动邀请和媒体采访的电话响个不停。

    这个临时措施让李义祥有些烦恼。当初山西省委组织部要求260名相关干部上报手机号码和邮箱时,没告知将要公开,否则他会单独设一个工作手机。

    太原市委组织部长侯安对记者说:“领导很重视这个事情,曾经开会、发文件传达过有关事宜。我知道要公开自己的私人电话,也对可能会被骚扰有过设想,但还是上报了。”

    此前有媒体报道,公开干部手机号码是李兆前出任山西省纪委书记后烧的“第一把火”。不过,山西省纪委知情人士向记者指出,这事由山西省委组织部监查处牵头,纪委只是联合发文而已。更进一步的信息,多名知情人士不肯透露,称决策内情“高度敏感”。

    260名官员的私人电话大白于天下,一时间媒体记者轮番“骚扰”,上级部门也不时监督检查,不少人不堪其扰。但主导这一行动的山西省委组织部和纪委领导,并没有加入公开手机号码的官员行列。

    中国特色的信息公开

    上级领导硬性要求官员公布私人电话,履行自己的公共职责,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行为。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评论中表示,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地还真找不到……看样子是中国的一个发明”。

    但山西公开干部手机,创意其实一点儿也不新鲜。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13年前,手机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就已经有地方领导使出了这一招———

    1998年,时任四川青神县委书记孟光安,为消除“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于当年3月9日,由县委发文件,29名领导的手机号码登上了当地报纸,并在本地电视台滚动播出。

    孟光安向记者回忆,手机公布后,电话那端的老百姓都“特别客气”,第一句话多半是“孟书记辛苦了,想了好久好久,不想打扰你”,第二句说“反映一点小事”。没有一个骚扰电话,连说俏皮话的都没有,并且一般晚上都不打,“很体谅领导”。

    对公开手机的干部,孟光安没有分文补贴,还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次年初,青神县把公开手机范围扩大到140多名全县各乡镇书记、局长和主任。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当年6月,四川眉山市在媒体上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91名领导干部的手机,要求公安局局长、招商局长等6人24小时开机,其余干部晚上11点前不得关机。

    当年8月1日,很多江西省群众收到政府的一条短信,上面是省长吴新雄、副省长史文清以及南昌市市长胡宪的手机号码。

    下级官员会暗地抵制

    公布手机号码后,要求干部24小时开机,或到晚11时后才能关机的有四川青神县和眉山市、山西省等。对此,孟光安说:“上班是领导身份,下班后仍然要掌握民情,只有闭上眼睛睡觉才跟老百姓一样。”

    记者在3月28日晚9点半采访眉山市公安局局长马宏时,能听得出他的困倦。他声音嘶哑地说:“两年多了,每天上百个电话,眉山的不多,外地的多,几乎每天如此,工作和生活肯定受影响。但这是工作的一部分,必须服从、执行,逐步适应了。”

    媒体对山西官员的电话采访也显示,几乎没有官员对上级的做法表示公开反对。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表示,官员本身具有自然人和公众人物的双重属性。“官员的手机,也是政府信息的一部分,是公私融合的领域,也是用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公开手机号码是否构成个人信息侵犯,取决于官员自己的态度。”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从行政法理上讲,上级领导规定其管辖的干部要公开手机,是可以的,也没有要求要征得下级官员同意。

    “官员有双重身份。如果只有一部手机,那么在上班8小时内是应该接的,但8小时之外就有点侵犯官员私人领域了。作为领导,要充分考虑适当性和合理性,不能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匆忙决策。”

    他个人不太同意公布官员私人电话。“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是弊大于利,作秀成分多于实际效益。”他说,原有的渠道和方式其实不少,但未有效运行,只要能加以完善,比如办公电话公布且有专人接听,能定期反馈,这就很好了。

    一位学者表示,上级的权力指挥棒在面对下级官员和公众时,往往能不受约束,随心所欲。上级对下级的要求越过公与私的界限,作为承受者的下级官员,一方面会暗地抵制、化解工作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同样也容易在工作中延续这一作风,不受约束地去使用权力。

    目前还无法预知山西省纪委公布电话到底能起到多大的监督作用,但从之前各地推行情况来看,这种行为能否持续,很大程度取决于主导领导,一旦决策者思路转换或者出现调动、换届,这一手段往往也难以持续。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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