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恺玲  裁判，是比赛规则的执法者，象征着公正和威严。 

    然而近段时间，“足球黑哨”、“篮球黑哨”、“体操裁判门”，一再挑战着大众的心理承受力。中国裁判犯了什么错？他们将怎样面对这场信任危机？ 

    媒体围堵裁判。

    3月16日，一个惊人的消息率先出现在网络上，国际体操联合会(FIG)宣布，对中国男子竞技体操裁判邵斌涉嫌违反裁判规则和体育道德的行为提出诉讼。原因是在广州亚运会体操男子自由操单项决赛时，来自中国的D组(难度组)裁判邵斌在完成分被公示前，未经通告完成分裁判和高级裁判组的情况下擅自修改了完成分。

    而邵斌本人对此行为也供认不讳，国际体联也开始着手调查，中国体操协会则公开声明此事只属于邵斌个人行为，一经查实也会做出相应的处理。

    就在“体操裁判门”还未尘埃落定之时，篮球裁判也似乎“不甘寂寞”，“英勇无畏”地冲入舆论的漩涡。

    3月25日，CBA季后赛北京与新疆的比赛中，上演了一出媒体追逐裁判讨要公平说法的闹剧。当场比赛进行到距离终场还有6分45秒时，北京队还以85：78领先。此时，技术代表陆坪出场接听了一个电话。这一通电话过后，在陆坪回到场内向3名裁判嘱咐几句后，北京队形势急转直下。随后北京队的吉喆、阿巴斯和莫里斯三大内线均被罚离场，最终北京队输掉了比赛。赛后，在场的北京媒体不干了，将当值裁判王卓平围住讨要说法，有记者甚至质问裁判：“能否凭良心判罚？”

    接下来，便是声名狼藉的足球裁判登场。3月30日，铁窗之内的陆俊等人，在镜头前坦白当初如何吹黑哨拿黑钱的经历，他们表示很多错误都是身不由己。就像黄俊杰所言，“对不起家人和球迷，但对得起足协那些官员。”一言既出，四座哗然。

    主管部门和稀泥

    一时间，舆论对于中国裁判的抨击不绝于耳。遗憾的是，各主管部门的态度对此相当暧昧。

    在邵斌事件上，中国体操协会并没有介入调查，坚称这是裁判的个人行为。而又有风声传出，这是国际体联内部竞争的结果，有人借机打击中国体操。

    有关媒体对王卓平的质疑，中国篮协积极地调查并作出回应，认为三名裁判存在错判漏判现象，吹罚质量不高，“但没有改变比赛结果”。

    随后篮协下文“杜绝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的非工作接触”，“中方裁判员到达赛区后，要主动断绝与外界的联系，要将自己的手机交技术代表统一保管，比赛结束后方可领回。裁判组在赛区的活动尽可能统一行动，单独外出必须书面请假并报竞赛部同意”。

    然而，媒体对这样的回应毫不买账。多家媒体爆出篮球裁判们的黑金流向，并指出了种种疑点。在持续的压力之下，篮协想到的对策，是请外国裁判来执法CBA剩下的比赛。“中国裁判，归根到底是水平不行。”一位篮协官员表示。

    新到CBA的外籍裁判，可以说适当地缓解了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篮球裁判的信任危机。中国篮协的官员称，这四位外籍裁判的到来，一方面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有关裁判的争议，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国内球员更加了解国际赛场的吹罚尺度。

    然而，本土裁判有问题，马上找外面的裁判来救火，这种做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解决裁判内部问题，提升中国本土裁判的形象才是长久之计。

    灰色身份是痼疾

    如果不是司法部门介入，我们似乎很难确凿地得知陆俊等“黑哨”们的生财之道。正如现在对篮球裁判的争议，也只是停留在猜测的层面上。

    蒙冤的球队没有申诉的勇气，舆论的力量总是显得微薄。总起来说，裁判这个行业，还是一个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

    我们当然不能把足球走过的弯路，再转嫁到篮球职业联赛身上。但是在相近的体制、共同的环境下，这种担心未必就是杞人忧天。从管理方式上看，中国职业体育的话语权，牢牢控制在体育主管部门的手里，这种集权制的管理方式，很容易滋生暗箱操作的可能。而裁判，便往往会成为掌权者的“提线木偶”。几位落网黑哨“对得起领导”的言论，便是明证。

    而裁判的身份也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很多裁判都来自体育院校，身份游离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与专业的竞技队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坊间流传，有些CBA球队有自己“专用”的裁判，每逢关键比赛，便能发挥重大作用。

    官商一体、管办不分的体制，使得主管部门对资源拥有绝对的垄断，这是中国职业体育脱不开的原罪。而作为这个行业里的一个特殊群体，裁判身上的争议自然不会少。中国裁判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进一步提高水准、端正态度，更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透明的空气。

    裁判职业化仍是个口号

    陆俊是中国裁判的一个缩影。  要改变国内的裁判问题，无疑是个系统的工程。

    有人试图从其他国家的裁判身上找到答案。J联赛有“专业裁判”，“专业裁判”没有别的工作，只靠J联盟发放的年薪生活，并且年薪很高。

    根据执法水平，专业裁判中年薪最高可达1500万日元左右，而即便是非专业裁判，执法一场J联赛，主裁可以收入12万日元，边裁也有6万日元，一个赛季下来，裁判的收入相当可观，大大超过了普通日本国民的收入，大可不必再为了生计去收受贿赂。

    国内裁判职业化的呼声一度高涨，许多体育界人士都认为裁判的职业化改革是解决“黑哨”的唯一方法。就在CBA北京和新疆一战之后，资深篮球评论员徐济成在撰写专栏时明确提出：“在中国男子职业联赛进行了17年之后，我们竟然至今没有一位专职的职业裁判。就算没有职业裁判，年年吹月月吹的这些裁判也应该算专业裁判，肯定不是业余裁判。那么十几年的经验，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误判’、‘漏判’？”

    “在CBA俱乐部、球员和教练都已经高度职业化的今天，我们还没有职业化的裁判。这好像火车站没有走得准的表，商店没有信得过的秤，汽车没有靠得住的闸，学校没有权威的字典，法庭没有懂业务的法官，大家能凑合就凑合。这样的凑合，只能让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蒙受更多更大的损失。如果裁判能力问题不彻底解决，那么对于俱乐部的资金投入和球员教练的全身心付出就是严重的践踏和不尊重。”徐济成的话似乎一针见血，但职业化至今仍然是个口号。

    曾做篮管中心副主任的王渡在一次回应“裁判职业化”问题时坦言：“职业化是一个发展方向，但职业化也有职业化的问题。”他认为，如果篮协出的钱还达不到裁判从俱乐部所收受的钱，可能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并且“我们有很多后顾之忧，就是到底多少人能成为职业裁判。职业裁判的多少也是个问题，如果引进10名左右的职业裁判，都达不到联赛的要求。把非职业的裁判与职业裁判搭配，业余裁判肯定会有想法，甚至可能在比赛中与职业裁判对着吹。”

    原本简单明了的职业化道路在中国的“国情”下，似乎变得突然扑朔迷离。中国足球界也曾经做过努力，但似乎与人们的期盼有一定距离。除了揪出一批“黑哨”，足协的官员也考虑过推出“职业裁判”，如前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就曾这样想过，但最后不了了之，而原因和真正的内幕恐怕到现在都还是个谜。 (许恺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