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本报记者 任鹏

    天海渐成一色，中国的海滩逐渐清晰了。

    这是1915年6月中旬。海上浊浪滚滚，一艘飘摇的轮船从日本驶向中国。

    历经五次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就在上面，心情复杂地遥望上海。

    他这次回国，是因为家事。

    妻子高君曼独自照顾三子一女，终于因劳累过度患了肺疾咯血。陈独秀一接到“催返信”，即刻回国探望离别一年多的妻儿。

    头上的辫子易剪思想的辫子难消

    有一天，杜威从北京大学往寓所去的路上，看到一个行人在街道上被马车撞翻，受伤严重，却没人理睬。最后，还是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让杜威考虑：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的心理习惯

    晚清的尽头便是民国。

    几千年的中国从没有像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期那样，经历多元的民主、自由、人权与科学的个体解放和价值重塑，经历剧烈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革命。

    这时候，陈独秀、李大钊已经站上了闪亮的舞台。而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仅仅刚开始他们新的历程。

    14年里，陈独秀已经五次赴日留学。

    去日本前，陈独秀发过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哀叹。推崇资产阶级民主的陈独秀在对国内局势大失所望的情况下，选择了去日本学习维新之道。

    14年里，陈独秀结识了思想激进的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为接触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政治文化学说而兴奋不已。

    陈独秀年轻时的理想，是“到各国都查看一番”，结果多年游学却都在日本。而走出去后，颇负才名却从小叛逆的陈独秀觉得一切都新鲜，思想和眼界豁然开朗。

    刚到日本，陈独秀就剪去了盘在头上的辫子，“誓与封建王朝彻底决裂。”而两年后，陈独秀又做出一项惊人之举。

    1903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正在挥笔的姚煜屋里突然闯入几个人。姚煜是清廷专门派到日本的学监，专横守旧，因此引来留学生们的愤恨。

    几个人将姚煜按倒在地。一人抱腰，一人捧头，另一人挥剪，“咔嚓”一声，辫子被剪掉了。

    姚煜披头散发如丧魂魄。

    这三个人中，抱腰的叫张继，捧头的是邹容，挥剪的便是陈独秀。这一年，陈独秀25岁，邹容只有18岁。

    头上的辫子易剪，传统守旧思想的辫子却难消除。

    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中国对日本的内心滋味变得微妙复杂。同样受过西方军舰大炮的冲击，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现代化”，超越了中国。

    这是极大的刺激，但日本似乎又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范本。

    于是，中国首次公派学生到日本留学。而在这之前，清政府大多派出的是留美学生。日本较近的地理位置以及较低的留学费用，也让很多青年自费前往。1906年，约有1.3万名学生赶赴日本。

    “我们往日本去留学，因为它维新成功，速成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缘故。”周作人的话，代表一大批中国青年的理想。

    留学生里，有两个名字和“陈独秀”同时发出闪亮的光芒，即将登上一场改变旧中国的思想革命舞台。这两个人是：从法归国的蔡元培，从美国归国的胡适。

    回国后的胡适，很快邀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约翰·杜威到中国讲学。

    这位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来到中国。两年多里，杜威作了16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和教育哲学讲演，15次伦理学讲演，8次思维类型讲演。

    杜威想把一种理论灌输到中国人脑子里：西方文明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要得到启示，就得改造民族精神。

    有一天，杜威从北京大学往寓所去的路上，看到一个行人在街道上被马车撞翻，受伤严重，却没人理睬。最后，还是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件事让杜威考虑：中国人的冷漠是否属于一个民族的心理习惯。

    当杜威在中国呆到15个月时，被他推崇的伯特兰·罗素应梁启超的邀请也访问中国。

    不过，罗素并没有告诉迷惘的中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来跟上现代世界的脚步。他主张的是东西方“互换”：西方应学习中国“正当的生活观念”，中国应“获得西方的知识，但抛弃机械主义观念”。

    但让他失望的是，中国人似乎并不关心能给西方带去什么，他们只关心能从西方学来什么。

    陈独秀回国走进了北大

    这位北大的文科学长，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却做出了如此激进的出格举动。陈独秀一直把自己认作是热血青年。他曾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

    “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中。”115年前，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大众心理研究的传世之作———《乌合之众》中叹气：现时代呈现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

    这个法国人的理论，似乎放到哪个改朝换代的时期都极为合适。

    陈独秀回国时，中华民国已经替代封建王朝四年，但在军阀割据、君主复辟以及外来势力侵扰下，新体制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上的改变。

    陈独秀的脑子里想着：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几天后，在挚友、亚东书社汪孟邹的洗尘宴上，陈独秀开始考虑出版一本开启民智的刊物。

    1915年9月15日，16开大小的《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便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只有千册。

    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发刊词《敬告青年》也能让人深思。

    陈独秀称赞“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号召年轻一代来冲破老的、腐朽的社会因素，改革他们的思想行为，为中国创造一种新文化。

    一年后，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名称撞车，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首期，陈独秀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即使到了21世纪，中国现代青年人都未曾做到如此。这些观点在清王朝刚刚结束的年代，犹如一枚枚思想炸弹。

    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1916年11月28日，他和汪孟邹一同进京去北京集资招股，住在了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

    在北京，陈独秀偶遇刚调到北大教书的旧友沈尹默，相谈甚欢。沈尹默不仅力劝陈独秀到北大教书，还拿着《新青年》杂志，通过别人在蔡元培面前推荐陈独秀。

    这年冬天，50岁的蔡元培刚刚被委任为北大校长。

    1916年12月26日上午，蔡元培上门拜访陈独秀。因为头一晚上睡迟了，陈独秀早上贪睡，没想到让爱才心切的蔡元培等了很久。

    转过年来，蔡元培赴任后，陈独秀便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300银元的月薪对他颇有吸引力。

    陈独秀住到了北京市箭杆胡同9号，他把《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了北京。杂志的影响如日中天，发行量从最初的一千册猛增到一万六千册。

    陈独秀还不知道，一张大网正在悄悄对他张开。北京各警察区署接到上头的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邓康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设立印刷机关妨碍治安。

    1917年6月11日，陈独秀穿着一套白色西装出了门，走到了新世纪游艺场，独立高楼之上，向下面的民众散发传单。

    这位北大的文科学长，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却做出了如此激进的出格举动。陈独秀一直把自己认作是热血青年。他曾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

    两名巡警发现了陈独秀，一左一右，扭住了陈独秀的臂膀。

    “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的”陈独秀遭受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最后获释，却因此丢了文科学长一职。

    迎接陈独秀出狱的蔡元培云：“北京大学

    为有仲甫(陈独秀字仲甫———编者注)而骄傲！”

    而这时的北大已经不是两年前的北大。

    之前，中国很多学校传统而保守，教授大多来自官场，学生无心向学，只把学习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

    大学的浮躁、不安与师生的散漫、功利和如今一些大学有诸多相似之处。

    在蔡元培的大力扭转下，北大正朝自由开放的方向发展：大学是学习的地方；大学应该是研究机构———不独致力于介绍西方文明，还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容许绝对的学术自由，保证不同理论与观点的自由表达。

    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各有各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刚来到中国时，还是一个陌生而危险的思想。“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李大钊回国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对苏联“非常之祸变”表现出“惊骇”和“恐怖”

    与陈独秀同在北大工作的，还有李大钊，后来，他们被称为“南陈北李”。

    李大钊也曾到日本留学，1914年，陈独秀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李大钊偶尔投稿，于是，两人从此相识。 

    当时的日本，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各种主义、思想中有了广泛影响。李大钊以自己的判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接触了不少著作。

    苏联的“十月革命”让中国人更多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不过，面对一些新鲜时髦的思想，人们却有种种恐惧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刚来到中国时，还是一个陌生而危险的思想。“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李大钊回国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对苏联“非常之祸变”表现出“惊骇”和“恐怖”。

    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主张向十月革命学习。他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满怀信心地写道：“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

    1918年初，陈独秀扩大了《新青年》办刊阵容，成立了编委会。胡适、李大钊等都成为成员。

    虽然名声远大，但这本杂志始终是意在不谈政治而以理论为主。这既是陈独秀的宗旨，也是尊重胡适“不谈政治”的口号。

    不过，对政治颇有兴趣的陈独秀、李大钊在1918年12月22日，创办了《每周评论》，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并策动政治改革。“看《新青年》的，不可不看《每周评论》。”陈独秀很时髦地为其做起了广告。

    其实，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得到陈独秀和胡适的认同。

    胡适和李大钊主编《每周评论》，其间，两人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

    后来也说，这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李大钊却也承认，自己还是少数派，陈独秀和胡适是站在一边的，是问题派，不是主义派。

    确实，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社会主义信仰上慢一点，对社会主义并没有想得太多。

    《新青年》1919年5月号被李大钊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推到中国人面前，公开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

    鲁迅就在这时成了李大钊的伙伴。在《来了》和《圣武》文章中，鲁迅欣然谈起十月革命：“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就在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有了更大的交集。

    在因散发传单换来的98天监狱生活中，陈独秀冷静分析和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出狱后，推崇资产阶级民主的陈独秀转变很大，对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有了倾向性，尽管没有太多了解。

    陈独秀化名“只眼”发表文章说：“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的变动。”胡适见到文章后大惊：“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这时候，陈独秀逐渐从胡适的“问题”转到李大钊的“主义”上去了。执笔《本志宣言》，表现了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1920年9月，陈独秀在《谈政治》的文章中，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的立场。而其实早在4个月前，陈独秀在上海就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每月8块银元的“二十八划生”登场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后来说，他曾打算和那些著名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

    就当这几位大人物在闪亮的舞台上吸引了越来越多目光的时候，年轻的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才刚开始踏上新的历程。

    1918年夏天，已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老师杨昌济给学生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青年人中出现的勤工俭学赴法浪潮。

    毛泽东对此很有热情，希望可以实地了解俄国和欧洲的革命真相。

    但当年9月，毛泽东因为年纪大了点、语言以及留学资金问题，最终还是放弃赴法勤工俭学而决定留在国内。 

    于是，在北大哲学系教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第一次见到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毛泽东成了李大钊的手下，当上了图书

    馆助理，管理上海《申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月工资8块银元，基本可以温饱。

    在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块银元伙食费，足可维持生活。

    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常能认出一些文学和知识界的著名人物，却没有机会结识他们。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曾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

    倒是李大钊常常含着微笑，态度诚朴谦和，进步青年都乐意和他接近。

    1918年10月，毛泽东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兴趣。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提到：就是在李大钊手下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大旁听过程中，毛泽东认识了很多人，其中便有张国焘，这位后来的朋友和敌人。当时的张国焘远比毛泽东出名。

    19岁的他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中，张国焘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经常深入工人群体演说。

    在陈独秀的印象中，张国焘方脸盘，鼻隆眉直，话不多却得体。

    此时，陈独秀正因《新青年》受到进步青年追逐，好像天空中最明亮的一颗星。

    陈独秀比毛泽东年长14岁，他们的家乡同饮长江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还在崇拜着康梁。  1918年初秋的一天，陈独秀到图书馆找李大钊商讨事情，见到了一个身材伟岸、目光锐利、下巴中间长有一颗痣的年轻人。此人便是毛泽东。

    毛泽东汇报似的告诉陈独秀，湖南长沙的青年学生很爱看《新青年》，在此影响下，成立了新民学会，引导大家做“新青年”。

    这是两个人最初的交往。此后，陈独秀在箭杆胡同的寓所，成了毛泽东等青年常去的拜访之地。

    毛泽东当时面对陈独秀，犹如师生之差别。对陈独秀的崇拜，可以在毛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看出来。

    毛泽东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说“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20年，在读了陈独秀推荐的《共产党宣言》等书后，毛泽东“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在一年多前，毛泽东还仅仅是《新青年》上以“二十八划生”的笔名发表过《体育之研究》的年轻人；仅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初的兴趣；仅仅被慧眼独具的杨昌济教授相中，将女儿杨开慧许配给他。

    “陈独秀对我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几十年后，毛泽东说，陈独秀那一代人是他这一代人的老师。

    同样可以是毛泽东老师的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观点颇有见地：“中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这一定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