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文化的要旨在修身弘道，以一定的精神对人的性情进行逐步的、渐进的、由浅入深的塑造、改造。这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不仅可以满足学者独抒性灵或世俗庸常里的我思我感，更能引导人们进入更加开阔的审美境界，完成个人性灵的美化。

    □于永军

    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讲解《红楼梦》，有个重要提示：这部书并不是讲什么哥哥、妹妹、爱情、婚姻不自由的悲剧，而旨在以文“化”人，引导人们领悟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而“通灵宝玉”的“通灵”，就是文化的切入点。

    “通灵”一说，比曹雪芹更早用于文学的是晋代文学家顾恺之，他在为嵇康作传中写道：嵇康通灵士也。“士”即知识分子、读书人、文化人。而“通灵”二字，则不仅是说嵇康“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气质风度，也不仅是说他多才多艺、一曲《广陵散》因他去而绝后，更在于其“志趣非常”的雅好和“不以天下私亲，宁济四海蒸民”的思想，超凡脱俗，与一般的、有知识的、读过一些书的人不同，其天分、性情、禀赋之高雅，既得天地之造化，更兼人文之美化。曹雪芹写石头记借“通灵”之说，思考宇宙、天地、人，时间、空间、历史，人的来源、人和物的关系、人和己的关系，这恰是伟大中华文化的真正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思考，文化的滋养、营造、升华，乃是“通灵”得以开发并最终铸就的关键。

    用文字训诂学解析，“化”与“生”同义，“化生万物”，“化”也包括了“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是变化、进化的结果。指向于人类，倘若把婴儿呱呱坠地这一自然过程，看作是人的第一次造化，文“化”则是人的第二次造化。这个“化”，是教化、感化、潜移默化，是人由自然人向自由人、由愚昧人向智慧人的变化。一个“化”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文化的本质和“化”人的真谛。斑斓多彩的中华文化园地，大道名儒，各树一帜；诗词曲调，连峰叠起；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都构成了古老文化的精神实体，并垒起厚重国体的思想基础，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

    “化”从造中来。人猿楫别，遗传基因中原本兽的成分，是伴随着文明的步履逐步摈弃和去除的，其中文“化”起了关键作用。“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倘若说古人这等比喻有些刺耳和偏激的话，那么当代伟人邓小平对“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的警告，却是足以振聋发聩的。文化的要旨在修身弘道，以一定的精神对人的性情进行逐步的、渐进的、由浅入深的塑造、改造。这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和思想交流，不仅可以满足学者独抒性灵或世俗庸常里的我思我感，更能引导人们进入更加开阔的审美境界，完成个人性灵的美化。古人把读书视为“可以医愚”的良药，说成“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说明了同一个道理：读书如同与先贤对话，心汁的滋养，情感的浇灌，皆可从中实现；而本性作用下的“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烤在火上一样，渐渐熔化”(雨果)。进而实现灵魂的重铸、情趣的再造，获得唯有文化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

    “化”从养中来。无论一个人还是一种景观，内在美都离不开文化的营养。徜徉于西子湖畔，人们赞叹其魅力，不仅仅是因为其妩媚的容颜、婀娜的身姿，更因为有白居易、苏东坡等历代文人骚客的诗句、神话、传说的丰美库藏，赋予了其灵性和神韵，给人以凄迷、惆怅、委婉、柔软的诗意和心情，往往激起情感的共鸣和审美。这种“诗意栖居之地”的享受，就是文化滋养出的一种景观的“通灵”。人其实也是这样，“胸中书传有余香”，外在美是浅表的、暂时的，心灵气质美是深沉的、弥久的。内在美可以填补外表的缺憾，而外表美永远弥补不了精神家园的丑陋。读书学习对于人的滋养，直接指向的就是心灵的内在美化、性情气质的优雅。正是基于这个意义，西方学者西塞罗比喻：“没有书籍的屋子，就像没有灵魂的躯体。”我国当代学者朱永新断言：“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

    “化”说到底是一种自我升华。“腹有万卷气自华”。读书学习不单单是工作所需，还应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正如古人所言，“但假深根常得地，何忧直干不扶天”！这种“常得地”的通灵，这种“直插云天”的壮美，一方面需要通过读书植根于知识沃土，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实践将个人行动建立在与时代性、历史性相统一的维度上。这样就能在历史前行的波澜壮阔和跌宕多姿中，不断走向文“化”的新境界。“赋到沧桑句便工”。真正意义上的“通灵”，无疑应是“化”的唯美，双重造化的和谐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