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像本山大叔的小品一样要动不动就在关键处略去几百个字，因为被抬出国泰路宿舍后的三天是我不能回忆不敢回忆的惨痛地狱体验，用生不如死绝不过分。 

    我先是被抬到六院。因为我家依然贼心不死以为我是骨伤。

    光头一个我从未见面的叫做小宋的朋友鼎力相助帮我们通关系找医生，他的丈母娘和老婆陪着推着急救床的我们跑了整整一天。

    然而，我们能找到的医生看了我的血检报告都非常为难，因为单单从血检报告上看，我不是他们所在科室的病症，而我已经痛得不省人事，不能移动，更不消说去钼靶、CT、X光等一系列项目，所以不能盲目不计科室收进去住院。

    然而不住院，看趋势我基本上就要痛死。陪我看病的杨阿姨皱着眉头看着已经痛得人事不省的我，想来想去说，要不就去约个PET-CT吧。虽然要折腾那么一下，但不管什么问题都能一竿子捅出来了，不必一个接一个检查。

    眼见天黑了，如果叫救护车回家实在是玄而又玄的玩命折腾，我只好打电话给梁老师，请他帮忙打通关节，让我随便哪里能住院住一夜，因为我当时躺在急救床上，只能缓行不能疾走，稍有个颠簸就痛晕，经不起救护车上下的折腾。梁老师是研究社会保障的政要红人，和医院应该比较相熟，虽然六院是交大附属系统，梁老师依然不负众望给我塞进去一重症病房。那里，我度过了今生最为痛苦的一夜。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时的情况，没有用任何止痛药，没有几个人能撑得下来这种痛。

    PET-CT要提前很久预约，据说没个几天几星期是排不到队的。同事小苏开始出手相救，电话打给他，沉思片刻只有一句干脆的：“行！我想办法！”

    第二天早上，我被像运送木乃伊一样运到了华山医院，做了贵族体检PET-CT。

    光头在窗子里看到看片医生开始一边衔着盒饭一边帮我看片写报告，后来可能我的病情太过危重，他衔在嘴里的炸大排掉了又掉，最后索性放弃吃饭赶写报告，嘴上的油都没有来得及擦就奔出办公室，面色凝重把报告塞到光头手里，很郑重地说“赶紧抢时间找医生！”

    光头看完那个厚得像一本书一样的报告，脸色有点发青。我用仅能活动的右臂接过来看，那个眼晕，一副我的骷髅骨架图都是黑的，旁边说明乱七八糟各类骨头名字肩胛骨、脊椎、肋骨、耻骨都标明高发病灶，看了半天才看懂最后结论：怀疑骨髓瘤，但是不排除不明实体瘤转移。

    我非常清楚骨瘤就是骨癌，令人奇怪的是，我当时怎么就没有电视剧电影里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的天旋地转两眼发黑。

    搞笑的是，这时，手里的电话响了。我最好的死党俞靖从挪威回国途经香港，问需要不需要买东西给我，我暗自苦笑，却也口气轻松地告诉她，我可能得了骨髓瘤，电话那边不明就里的傻孩子嘻嘻哈哈说：“啊，那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你得病慰问的人啦！”

    她不知道我挂掉电话后，痛得晕死过去。这句话不是形容词，是真实状态，是拍着脸颊叫不醒的那种。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R医院的急诊住院部呆过。我虽然在那个地方躺了3天，但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观其全貌。

    躺着看，那是一个厅，估计30平米左右的样子，一面墙是自动玻璃移门，最大限度地塞满了急救床、氧气瓶、滴液架。床床之间间隔很小，偶有家属走动，冬衣衣角就会连带掀翻没有来得及倒掉的方便面碗、便盆什么的。一旦有人进出，自动门会开得很大，冬天特有的阴霾潮湿之风就会扑面而来，身上盖着老爸特意赶回去取的羽绒被，身下因为当时方便移动垫铺了毛毯，仍然感觉特别冷特别冷，尤其在夜里凌晨两三点有急救病人进来的时候。 

    救护人员从救护车担架往急救床上搬我的时候，放得位置可能有点偏差，我的脚后跟刚好架在急救床床脚的钢边上。没有人想过我不能动的概念是一动不能动，也就是说，我压根没有能力把脚跟从那个冰凉的钢边上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