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妈我的脚跟很硌很冷，但是她干着急不敢下手抬我，急得左右转悠，实在没有办法，把羽绒衣脱下来，抱着垫着我的脚，直到老爸帮我买了一双巨大的棉拖鞋。很久之后，当我能站立了，我才看清了那双鞋子的左右脚分别绣着“不离不弃”的字样。

    置身一堆生命体征衰弱的病残人群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病苦缠身已然事实，也就认了，剧痛难耐不能耐也得耐，也就罢了，偶有寒风刺骨也就忍了，但怕就怕在整个空间有种莫名的气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低沉阴暗，加之身边病友的哀呼惨叫不绝于耳，似乎亦加重了原有的病情苦痛。

    夜里三四点的时候，身边新进来一个病友，躺着抬进来，但是精气神很好，嘟嘟囔囔怪朋友们太小题大作。三四十岁在早点铺打工的河南汉子，起来开工莫名其妙尿了点血，和面时不知怎么晕倒了，工友就七手八脚把他绑到了救护车上。

    他醒来怕花钱，试图出院开始和护士讨价还价。我和妈疲惫不堪被吵醒挪移了位置的时候听了两耳朵也没有插嘴。

    哪知道六点不到，他那在浦东做工的老婆赶到床边，人已经叫不应了，不是睡着，是再也醒不来了。

    说实话，当初的我从心理承受方面还是个嫩娃子，夜里身边接二连三的病人死去，加上突然响起来的恸哭让我很茫然，我不知道我的病比他们重，还是比他们轻，或者说，我不知道我距离死亡有多远。那种感觉不能说是绝望，但是也距离绝望咫尺之遥了。我不是怕死，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我可以明显感觉到各方给力的老师朋友都开始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形成一张以光头马首是瞻的无形的网来试图尽全力救助正从悬崖往死亡谷底坠落的我，有时候电话那边只有一句掷地有声的“你说！你要找谁我帮你联系？”可是，光头和我却全无方向。我们，不知道找谁才能救命。

    躺在那样的病床上，等着，干等着病痛蚕食肉体与意志，是非常可怕的。走投无路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光头的手机联系人无甚电话可以打，理工科的朋友圈子交际范围就是雷打不变那么几号做一样实验的人。

    我的手机联系人里，学医的竟然除了在英国进修读博士的海东，就是一个怀孕待产还没有博士毕业的亚云。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我从来不当回事，有google呢。但如果遇到我这样的情况，人到用时找不到，那真是磕头都没有地方拜神，才真应了下半句“事非经过不知难”。 

    光头一言不发，我没有力气讲话，我可怜的爹妈不知这PET-CT的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搞不懂为啥看不到哪里生了肿瘤，怎么瘤看不到在哪里还会那么痛。光头沉默了半天，和我商量到底应该选什么医院就诊，他认为应该去瑞金，因为骨髓瘤应该属于血液科，而瑞金血液挺有名。

    光头开始打电话给彭老师。

    如果说应对我得病的过程中我们有所失误，那么第一个失误就是光头给彭老师的这个电话，光头说：“彭老师，于娟可能得的是骨髓瘤，我们决定去瑞金医院，您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啊？”  瑞金是交大附属医院，如此这样打电话给一个复旦搞人文的院长，现在想来，好比个穷小子给奥巴马打电话“我想去俄罗斯发财，您有没有可用的资源？”

    事不宜迟，无论能不能联系到医生，我们都要抢时间冲过去救命了。光头叫救护车抬着我去瑞金医院。我抱着溺水抓稻草的心情给老邱打了个电话。

    老邱是挪威留学时候高我两届的师兄，我们在奥斯陆并无时间交集，但因着朋友圈子的重合回国后在一起吃过几次饭，隐约我记得他是做医药行业的。我记得在电话那边的老邱听到我得病的消息表示了莫大的惊讶，同时很谨慎地说：我不认识直接的关系，我试一试想想办法。

    就是这个“想想办法”，救了我一条人命。

    我被抬到了瑞金急诊。